随着新二十条、新十条的出台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被调整为“乙类乙管”，国内疫情迎来一波高峰，也引发了舆论颇多争议。

开弓没有回头箭，如何认识近期的政策调整？面对如此规模的传染病，该如何理解政府的责任边界？回顾三年抗疫，可以总结哪些治理经验？随着新冠感染被划为“乙类乙管”，我们该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

围绕相关问题，政治学者夫梓作出如下解读：

观察者网：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随着各方面形势变化，各地均对防控措施做出了调整。12月2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为平稳有序走出疫情指明了方向。而面对仍在肆虐的疫情，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担忧的声音，认为现在是不是要彻底“躺平”、“放任不管”。您觉得该如何认识近期的政策变化？

夫梓：面对疫情，每个人由于个人立场、价值判断的差异，做出的选择不同，有人主张放开，有人主张清零，这是正常现象。在逐步放开之后，出现了一些超预期的情况，老年群体为这项政策付出了相对其他群体更高的风险成本。但是总的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躺平”，而是正在逐步提高应对能力，通过一切手段千方百计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

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因为前期从全球情况来看，其致死率和引发的重症率确实已经发生重要变化，这对公共政策有直接影响，这种情况下不调整就变成刻舟求剑了；但另一方面政策调整也是抉择的结果，如此重大的决策关键时候需要有人拍板。对于国家来说，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只能以“功效原则”为依据，如果你身处决策位置就会发现其实很难被某种特定价值捆绑，更多的还是要看形势和成本。

国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制度资源和财政能力都是有限的，病毒是自然现象，它并不惧怕权力，如果所有防控力量加总都无法应对，这就已经是超负荷危机了，只能调整政策。当没有足够多的能力支付这个代价时，如何衡量眼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何保障并增加社会效益和人民幸福的总体程度，最后只能是权衡利弊，做出一个总体制度效能最大的决策。

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性内可以有政策的优先和重点，但是你做不到持续数年坚持一项工作是压倒性的，而且不惜以其他一切领域的牺牲为代价。实际上，在12月份疫情政策调整之前，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地方经济的发展、财政的可持续性、社会的稳定、市场的繁荣、毕业生的就业、孩子的正常教育……等等因素实际上已经逐渐进入到令各级决策者焦虑的状态，决策者最终需要去权衡并做出一个选择。

抗疫三年，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新华社资料图

现在总体的大趋势就是从国家强势主导的动态清零模式，逐步过渡到国家、社会、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多方参与的常态化防护上来。当然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平稳有序的过渡，尽快缓解眼下“放开”带来的大规模感染的阵痛。

当前工作的重点很清晰，就是千方百计全力降低重症率、病亡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和地方要一起努力，形成一些工作机制。不能像前期防控政策那样“从上到下”垂直指导，指导不宜过于具体，束缚住地方手脚，应该是中央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让地方想方设法调动自己的资源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

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财政能力和医疗服务供给水平，不同地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致的。我注意到，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地的救治政策模式还是有一些不同，体现了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要求。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报告，截止到目前为止，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第一波感染最高峰未现大面积重症死亡。确实目前许多发达地区形势总体平稳，医疗服务供给总体有序，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随着感染人群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马上又要赶上年终岁末的返乡春运人口大流动的高峰，农村地区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而这里，医疗服务供给和救治能力下降的问题又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底线思维，尽量降低可能出现的更大社会风险和更高社会成本。

12月27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患者输液。中国日报记者 王敬 摄

目前在控制重症率、病亡率方面有几个工作是必须做的，一是持续加强对重症率、病亡率的监测，尤其是对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群体的健康监测和服务指导，始终绷紧这根弦；二是督促全国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兜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线；三是竭尽全力加强广大基层和乡村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发热门诊建设，提高基层接诊转诊能力；四是发挥好互联网医院及远程医疗平台开展线上服务的补充作用。

观察者网：在此前的防疫过程中，某些地区出现的层层加码、过度防疫等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本轮防控政策调整也从回应这些问题开始，做出了一系列优化、调整。从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回顾三年抗疫，可以总结哪些经验？随着新冠感染被划为“乙类乙管”，我们该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夫梓：如果要立足于国家能力的角度讨论这次疫情的长期政治影响是什么，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它有没有破坏中国民主集中制的总体原则，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央领导的大一统的制度。

疫情这三年，很多人认为国家的权力大幅增长，国家对公民信息的获取能力大幅提高，甚至也有人认为过去三年是一种极端管控状态，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不能笼统地这么说。

因为这三年其实在很多时候属于一种紧急状态。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后，其权力不一定是增长了，反而可能是被变相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