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会让外企用更低的成本更便利地做生意的一揽子激励计划，旨在创造工作岗位、推动经济增长。数十年来，通过开办让跨国公司得以享有税收减免并避开所费破糜的繁琐规则的经济特区。

在这方面，中国和别的国家并无不同。面对来自股东和消费者的压力的跨国公司，要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竞争，就必须寻求最佳的机遇，依赖一条遍及全球、紧密关联的供应链。

中国的诱惑力很强。戴尔、惠普、三星等企业纷纷来到中国，想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并开拓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很多企业都要依赖富士康这样的当地生产伙伴。

苹果来到中国的时间晚于很多科技公司，但其销售收入有将近四分之一源自中国市场，而且其利润也是业内最为丰厚的。郑州的这家工厂就其本身而言尤为说明了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iPhone生产以及苹果公司近几年的市场销售的重要性。

据估计，一部内存为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它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差额部分则是苹果的利润。结果：根据调查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苹果成功地将全球智能手机产业90%的利润收入囊中，尽管它的销售额仅占全行业的12%。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在争取这些奖励的谈判中握有大量筹码。该公司的规模——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与苹果有关。富士康是苹果的最大供应商。苹果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户。

两家公司在郑州有着密切的关联。工厂开张时，苹果曾是富士康在这里的唯一一个客户。即便现在，郑州工厂的所有产品也几乎都是为这家美国科技公司生产的——全世界约一半的iPhone都出自该工厂。苹果还是利用这里的海关设施的主要出口商。

运送苹果的卡车，中国发达的物流把商品送往全国各地

在全球化遭到日益强烈的反对之际，苹果以及其他大型跨国公司被争斗愈发激烈的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牢牢盯住。

候任总统特朗普发誓要集整个政府之力，去打击那些将工作岗位送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扬言要对它们卖回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常常把苹果当成靶子，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会让这家科技公司“在美国制造他们那些该死的电脑和零零碎碎”。

中国不再满足于只是充当世界工厂，积极采取措施培育自己的科技巨头。

苹果现在正忙于公司版的穿梭外交。12月，其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和硅谷的其他高管一起，在纽约同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一项旨在与新一届政府搭起桥梁的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的8月，库克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友好访问。

两国正在玩一个事关重大的游戏。

和许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依赖一个巨大的全球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包括多个公司和国家，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专长和优势。但在围绕贸易展开的政治讨论中，往往看不到这种复杂性的踪影。iPhone是众多错综复杂的部件的集合，它们的产地遍布全球并在中国完成组装，刺激了许多国家的就业。苹果称iPhone在美国支持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海关业务也设在一个人们所说的保税区里。中国基本上认定保税区属于海外，适用不同的进出口规则。这种设置使苹果能够更加轻松地把iPhone卖给中国消费者。

苹果入华姗姗来迟

80年代，为了降低成本，美国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康柏（Compaq）、戴尔和惠普，纷纷拆除国内的生产设施，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其主要目的地则是亚洲。但苹果没有。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认为，软件和硬件的开发必须紧密结合。

苹果非但没有关闭工厂，更是决定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兴建工厂。在乔布斯1985年离开公司很久以后，苹果仍保留着其中部分工厂。这些工厂高度自动化，墙面就像乔布斯喜欢的那样被漆成了白色。它们被宣传成了美国聪明才智的象征。

1984年，苹果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了一座生产Macintosh个人电脑的工厂后，乔布斯宣称，“这是一款美国制造的机器。”

资金问题迫使苹果改变路线。90年代中期，随着Mac销量暴跌，库存开始激增，苹果不得不接受外包。而对于外包，苹果当时仅仅只是展开尝试。乔布斯1997年回归苹果后，他让新上任的运营负责人库克制定具体方案。彼时，库克刚从康柏加入苹果不久。

在库克的指挥下，苹果将更多业务转移给富士康。当时的富士康是台湾一家前景看好的合约制造商，已开始在康柏、IBM和英特尔等美国大品牌中赢得了支持者。与富士康的合作让苹果得以腾出精力，聚焦于自己的长项，即设计和营销。苹果想到一个新点子后，富士康会想办法以较低的成本展开规模化生产。

“他们拥有才华横溢的工艺工程师，并且他们愿意投入巨资，以便与苹果的发展保持同步，”曾在亚洲工作的前苹果高管乔•奥沙利文（Joe O’Sullivan）说。

当苹果在2001年推出iPod后大获成功时，富士康具备了相应的实力和专业技术，能够满足伴随着每一款畅销产品而来的要求。富士康的工厂能够快速生产样机、增加产量并在高峰期招募到数十万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