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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质问“税收指标”:税务部门怎能年初就定好?
关键字: 简政放权营改增收税指标税收指标回溯性收税过头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法合规,但收费标准、操作方式不尽合理。
一些政府收费项目,虽然师出有名,却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负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标准偏高,就是调查中企业反映的焦点问题。
根据国家规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该比例的企业,需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大约有30万名员工,这就意味着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残疾人就业。企业在当地很难找到那么多有劳动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残疾人。鸿富锦主管人力资源的负责人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利润率低,另一方面已经为促进就业做出了相当大贡献,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残疾人保障成本,这种收费标准不太公平。中航光电(35.800, 0.00, 0.00%)也算了一笔账,根据洛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企业近两年每年支付逾200万元的相关费用,负担不轻。
聘用了残疾人,还得证明残疾人是残疾人,这个过程也很麻烦。“不是所有残疾人都有残疾证。一些企业不得不租借残疾人证来充数。”郑州日产副总经理张建华建议,地方政府部门应做好当地残疾人总数及适合就业残疾人规模的摸底,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比例和标准,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评估检测花钱又费力,动辄几十万元。
“只要开门营业,至少有15个评估评价要做。”河南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裴国营说。安全、质检、土地、规划、环境、消防、能耗、职业卫生……哪个评估都不能少。过去,评估评价往往由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直接操刀,这两年随着简政放权步伐加快,多数交给了第三方机构。“一开始以为改革后评估检测的负担会减轻。现在看来,不管是政府做还是第三方机构做,成本上差别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许可,不做不行。”
“几乎每个月都要做各种评估。”郑州通达光缆总经理助理谢育龙以环境评价为例,企业每新上一台设备,就要新做一次环评,生产线改造也要重新做环评,“甚至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紧挨着的另一个车间,也要重新做一次环评。做一次至少就得几万元,企业真的受不了。”
有的评价必须分几步进行,拉长了评价时间,也导致企业重复花钱。一些企业反映,按照国家关于建设投资项目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评价“三同时”的规定,企业每上一个项目,不论大小,项目开始前要做一次预评价,设计要做专篇评价,验收时又有验收评审。一个项目开工前,仅这三项评价,就要做9次评估。企业必须安排专人跟踪,即使都合格,前后也要有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中航光电财务部部长王亚歌算了笔账,2015年企业用于“三同时”的支出达到56.8万元,再算上买设备的评估、生产线改造所做的评价、各种质量检测收费等,一年花了好几百万元。“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都可以合一,这些评估为什么不能合并?”王亚歌说,有些投资项目只是购买计算机软件,不涉及建筑施工,也要交钱做安全、职业卫生专篇设计,实在让企业很无奈。
莫名其妙的成本折腾人
“有形之手”仍在不恰当干预市场,企业呼唤“亲”“清”政商关系
■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
■“吃拿”基本消失,可“卡要”现象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
如果说税费、评估是所有企业呼吁尽快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那么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往往还要应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
——城市拆迁导致企业“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电制造企业,因为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产,一边养着工人,一边租赁新厂房。搬进新厂还要重新调试设备,重新评估认证,这些都要花钱。搬家搬得企业遍体鳞伤。”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夏先生说。搬进新工业园区,又有了新烦恼。新建设的工业园区多是立体厂房,企业仅买一层或几层不可能拿到土地证。“不花600万元搬进产业园,企业就没有地方开工。可是,立体厂房只买一层没有土地证,就拿不到银行的抵押贷款,资金又成了难题。”
浙江两家制药企业也刚刚经历了搬迁,其中一家药企的财务总监说,“由于搬迁投入、新工厂头两年较高的折旧,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税,去年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业最怕的就是折腾。”
——一些质检机构收费不含糊,真需要服务时反倒令人失望。
工业企业的仪器设备设计检测、化验、计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检,有的项目每半年就要检一次。不少中小企业反映,由于检验费太高、弹性太大,不得不与如质检研究院等类似的“红顶机构”签订年度服务合同。
“一项标价20万元的检测,如果企业同意每年购买‘红顶机构’的打包服务,可能这项检测只要10万元;该抽检20种样品,抽一种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级质检部门都可以随时随地去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检查,来一次企业就得花10万元左右。”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反映,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企业真的需要质检服务时,却失望了。“去年底我们感觉一台大型计量衡器不太准,主动邀请质检机构来做检测。可是5个月过去了,也不见人影。打电话去问,一会儿说机构要合并没有人手,一会儿又说检测设备不行。”
——“吃拿”不见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调查中,中小企业普遍反映,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政府官员去企业都不吃饭、不收礼、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现象并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的非营业性开支,即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业,每年可能有上百万元用于“维护关系”。
“年初递上去材料,可能到下半年才批下来,你说企业还生产不生产?”一家企业说,不想等这么久,往往只能找人去“疏通”。
一些企业还反映,我国法律法规中罚款额度弹性较大,也为有关部门“卡要”提供了机会。“不少法规里罚单额度从2万元至50万元,执法尺度与关系亲疏程度相关,不利于公平竞争和企业减负。”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亟待政府出手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过难关、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要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应当把权往下放,同时也要减权、削权
■一些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名目过多、频率过密、收费偏高,希望能“合并同类项”
降成本,需要企业迎难而上,却也不是完全靠企业自身就能完成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包括法定经营成本、企业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企业抓机会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在内的体制机制性成本,正让市场主体获得关键要素的过程艰难而漫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良好制度环境。”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自己“动刀”的过程。本届政府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行商事制度改革、营改增等等。“应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企业期盼加大力度做减法,变“放权”为“减权”——
浙江、河南的多家企业表示,要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应当把权往下放,同时也要减权、削权。“‘削’掉一些不必要的权力,抹掉一些不必要的审批,这样的‘简政减权’才能真正给企业松绑。”
企业呼吁,“减”的力度要加大,让每一家企业真正感受到成本的下降。比如,3年来有关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据测算每年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近千亿元。一些企业反映,这千亿元的负担平摊到7000多万市场主体上,每家企业减负约为千元左右。“能否力度再大一些?”
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企业期盼打破利益壁垒,审批认证年检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调查中多家企业表示,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名目过多、频率过密、收费偏高,希望能“合并同类项”,降低企业成本。
许多评估检测项目,往往要提供同样的材料,走相似的程序,但每次都要找第三方机构从头到尾走一遍程序,支付一笔费用。花钱之外,更牵扯精力。“安评、能评、职业卫生评价……很多第三方机构同时具备这些评估资质。既然这些常规性的评估年检已经交给第三方机构,能不能允许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一揽子的评估报告,各个部门都认可?”裴国营说。
对于产品的认证,各地应当尽早实现互认。目前,在省里认证,要走一遍流程,花费好几万元。到了市里、开发区,可能又要重新认证,再走一遍流程。产品销售到其他省份,往往又要重新做认证、检测,同样的流程再走一遍,费时间费钱。在企业看来,地区之间实现互认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要破除地方保护的壁垒、敢于触碰利益。
“中国经济能成功跻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我们不把这条成本曲线向下推,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周其仁认为,系统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过难关、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人民日报记者 白天亮、王政、陆娅楠、左娅、刘志强、赵展慧)
■延伸阅读
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也被称为体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成本定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大任务之一,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是降成本“组合拳”中的第一招。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自身努力无法降低的成本,只有依靠政府深化改革,调整制度、政策,才有可能为企业减负。
- 责任编辑: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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