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是第一个对兴奋剂问题作出回应的国际组织，但他们过于简单地把这当作了科学问题。在一些关于兴奋剂管理和控制的条款制定中，随处可见体育官僚和科学家们的身影，而体育运动的主体参与者，受影响最深的运动员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所有从上至下施加的压力。

渐渐地，很多药物的检测技术都得到了提升，特别是针对类固醇的检测，有了更加实用的检测方案，且成本被降低。早年间的主流医学机构都不认为类固醇能提高运动员的力量和耐力，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运动医学会才承认类固醇对健美运动员和竞技体育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使用兴奋剂不仅会破坏运动的公平性，还会损害运动员自身的健康。

道德的天平被一再加码，反兴奋剂事业在媒体的宣传中已经成为了绝对正义。然而，这一想法只是体育官僚们的一厢情愿，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各种名字的新药层出不穷，愈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未能将药物驱逐出赛场，反而被占据了科技前沿的体育大国——美国当作排除竞争对手的最有力的工具。

1977年一份美国总统委员会的报告有力地揭示了美国人的真实用心，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类固醇的使用和诚实的公开讨论。和现如今美国人标榜自己是世界体育纯洁之光的捍卫者故而摆出义正严辞的嘴脸不同，在这份报告中，作者写道：

“（美国运动员）在使用药物方面的落后，可以被视为国家制度上的失误，在医学和政治上来说，我们都太天真了。在使用兴奋剂方面，美国的举重运动员简直都不知道该吃哪些药，吃多少，吃多长时间，该停多长时间。”

“纯洁体育”荡然无存，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对于运动员无法得到科学用药指导的担忧，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报告中比比皆是：“那些有条件在明白人的指导下使用药物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都继续表现出优异的成绩，而大多数美国运动员还只能单打独斗，自生自灭。”

很难说在美国职业体育中深植的类固醇文化跟这份报告的出台是否有直接关系，美国政府又是否从国家层面上采取了系统化的举措。不过美国各体育队盛产多动症患者和哮喘病患者的事实无法辩驳，让人不禁怀疑除了兴奋剂，某些特定的疾病是否也具有促进运动表现的神奇功效。

这大概就是明白人的指导下使用药物对运动员成绩的提高。

从这个层面来说，反兴奋剂的政策和检测都是失败，它已经变成了某些大国的政治博弈和科技博弈的试验场。1983年泛美运动会的丑闻之后，仅仅一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奥运会就干净得不可思议（只有12个阳性案例），尽管美国田径运动员帕特·康诺利在1989年曾说，在1984年的奥运上，美国田径运动员中至少有15人（全队共50多人）使用了类固醇，另外据她的估计，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大约有40%的女田径运动员使用过类固醇。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官网

1991年《关于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洛桑宣言》的出台为成立一个全球性质的反兴奋剂机构打下了框架，然而一场权力的斗争也在此时拉开了序幕。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最初设想，他们应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但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其在多年间反兴奋剂事业上的无所作为深感失望，发出了尖锐的批评。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发话，只要国际奥委会可以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那么他们可以让步。最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顺利成立，国际奥委会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运营资金，且将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迪克·庞德送上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的宝座。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走向更美好的发展，就像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在众多权力的博弈中，监管的手段最终沦为了监管的目的。

苏格兰滑雪运动员阿兰·巴克斯特在药检中被查出左旋甲基苯丙胺阳性，后被证实是因为使用了美国的某品牌鼻吸器才导致产生了这个结果，因为他之前使用的都是英国产的某品牌的鼻吸器，而英国产的鼻吸器中并不含有这种药物成分。组委会也认定这种药物对阿兰·巴克斯的运动成绩不会有任何提高，可他还是被判禁赛且剥夺了成绩。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上诉之后禁令被取消，但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收回剥夺他成绩的命令。

为了防止运动员在比赛时间之外使用兴奋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引入了更为严格的赛外检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可能在全年中的任意一天，任意一个地点，接到检测通知，要求他们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他们必须对药检官的命令随叫随到，24小时，全天候无休，一旦拒绝检查（不论是主观因素造成还是客观因素促成）就会被禁赛两年。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无根据，无缘由的超量检测，如今已经变成某些国家某些机构对别国运动员打击手段。在号称人权至上的某些国度的司法体制中，对重刑犯的隐私保护恐怕都比对运动员的更加周详。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也是由人构成，既然是人，就有操作的空间，同样，既然是人就有犯错的关头。前一年还被允许服用的药物，在下年就被列入禁药清单，雪车运动员扎克·德隆为治疗秃顶一直在使用非那雄胺，结果该药在2005被列入了禁药名单，导致他被剥夺了参加2006年奥运会的资格，然而到了2007年这种药物又再一次被从禁药名单中拿掉，几个科学家在三年内的认知变化（他们认为这种药物可以掩盖类固醇的使用，但后来又改变了判断）导致一名运动员错过了他职业巅峰。

澳大利亚运动员贾罗德·班尼思特错过的不只是兴奋剂检测，他错过的是自己的未来人生，有一次，药检官到酒店询问前台他是否在酒店，被告知他已经退房离开。而他当时就在酒店内，只不过和队友住在同一间客房，这间客房由澳大利亚田径协会帮他们预订，所以上面并没有写他的姓名。由于错过兴奋剂检测，他被判20个月的禁赛，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代反兴奋剂工作的机制建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天然地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加之跨越整个冷战时代，不可避免地会被美国等强权国家挪用为排除异己挑战者的铁锤。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42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会上发表演讲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网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在7月24日的演讲中特意点出：“我们了解到美国是一个销售和分销增强体能药物的巨大市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体育问题。”对此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粗暴地回应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只是体育运动的走狗。”

当旧的既得利益者陷入癫狂，通过广泛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刻不容缓。

在维护竞技体育基本道德的前提下，新的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倾听世界各国运动员的需求，而不是让一干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只有选票和支持率的本地官僚来轻易决定一整代体育从业人员的该走向什么样的命途。

可靠透明的科学方法、严厉但适度的惩罚措施、公平独立的仲裁制度这些都缺一不可。

令人欣慰的是，此番面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胡搅蛮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始终坚持了对中国运动员名誉和隐私的维护，尽管这其中多少涉及双方在争夺全球反兴奋剂工作主导权等因素，但不论如何，这始终是进步的迹象。

参考资料：《兴奋剂——现代体育的光与影》艾普利尔·亨宁和保罗·迪米奥著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