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掌握新闻学奥义的西方媒体当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官方说明不买账，仍像个坏了的复读机似的，不断重复着“事发新冠疫情期间，你调查受限，所以证据不可靠”“23名运动员同时被检出药物阳性，规模之大必然是有更高的力量在背后主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根本无法指明污染的发生途径，不能让人信服”等言论。在舆论的轮番轰炸之下，不堪其扰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在4月22日专门召开了一场面向所有人的媒体会，并在会后上传了会议录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发布了一系列的官方文件，回击西方媒体的虚假指控。平均每周都要发布一篇，数量多到直接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创建了一个专栏。4月29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传了一份名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出版的有关中国游泳选手受污染个案的介绍和常见问题》的PDF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就部分西方媒体提出质疑的内容再一次从细节和逻辑上予以澄清。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官网上发布的专栏文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和回击：

2021年1月1日-3日间，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收集了60份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尿液样本，这是一场全国性质的游泳比赛，共有201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不是奥运会选拔的资格赛。

由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北京实验室在检测发现药物反应呈阳性后，相关结果便进入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ADAMS）中。2021年4月，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正式通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一情况，且开始调查样本中曲美他嗪的来源。

综合所有因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定这极大可能就是一起群体受污染事件。

首先，参加检测的23名游泳者的28个阳性样本都是在同一时间送检，但曲美他嗪的检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

其次，这些游泳运动员来自中国不同的省市、注册在不同的俱乐部、由不同的教练指导，当这些阳性样本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刚好聚集在一个地方。在整个比赛期间，许多选手都频繁接受检测，其中一些人甚至留有连续两天到三天进行检测的记录。有一些运动员在几个小时内的检测结果，有阳也有阴，这与故意摄入兴奋剂以提高运动表现的情况不符，也与微量摄入的情况不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的三名运动员在接受检测时，没有一人出现过一次阳性反应。

在此后的五个月内，中国的游泳运动员没有被安排参加任何国际游泳比赛。2021年6月15日，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向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通报，他们在涉事酒店的厨房（调料罐、排风扇和下水道中）检测到曲美他嗪，因此推断运动员是在无意中被污染，后续不会以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立案处理，这一决定同时也上报给了世界水上运动协会（国际泳联）。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在21天的上诉期限内，将卷宗交由外部律师审查和咨询，并要求科学部评估。经过彻底的科学调查，包括从曲美他嗪制造商处收到的反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部门最终认定，污染说法可信，没有其他的具体科学因素能对其提出质疑。

7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收到一名英国律师起草的法律咨询意见，他认为没有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的必要。世界水上运动协会也就这一立场达成一致，决定同样不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提出上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多次向公众作出解释，从过往的经验看，曲美他嗪的污染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比如受污染的营养剂、肉类、水等，目前没有别的证据表明兴奋剂的摄入，所有的证据都支持中方提出的污染理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证据是，所有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都在一个非常低的浓度范围之内，以运动员不止一次接受测试的情况来看，这与故意摄入曲美他嗪的情况不一致，反而与某种形式的污染相一致。

对于以《纽约时报》为首的部分媒体，刻意炒作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利耶娃的案件，来类比此次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强硬的否认。瓦利耶娃关于接触到祖父的治疗药物而被污染的解释，与曲美他嗪的药代动力学不符，因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才在特设法庭上对她提出了质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之后采信了该立场，也是基于瓦利耶娃的解释有着严重的证据缺陷。

尽管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定性为污染事件，但路透社报道标题却为美国正在调查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案路透社

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到处嚷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觉得”的西方媒体，参与实际调查的各方都追求确凿的证据。

对于中国运动员是否会因为此次曲美他嗪的摄入而在比赛中获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同样干脆利落地以科学的解释予以否认：根据样本中检测到的曲美他嗪的浓度，这些运动员本就不会在2021年1月1日-3日的全国比赛中有任何成绩收益，更不必说在七个月后举行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赛事中。

眼见在科学证据上无法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驳倒，西方媒体又十分灵活地将话题引向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公开的必要性，不然就有理由怀疑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内部存在对中国的包庇。

对此，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严肃地指出，公开发表运动员没有过错或疏忽的案件对于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引用了最近一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实例，在这个同样没有被公开的案件中，运动员被发现通过对他们的狗服用药物而无辜地接触到了违禁物质，上文中提到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就对此公开引用了如下说法：“如果运动员从完全无辜的来源接触到违禁物质并对运动成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继续主张不该判其违规或公开宣布。”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的思考逻辑，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厢情愿的质疑就行，那么面对给狗喂药而接触到违禁药品的解释，他们能够全盘接受还真是非常的符合情理。

毕竟，给狗喂药喂到人肚子里去，没什么毛病。

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如此据理力争，但面对西方媒体的合力围剿，多少还是力不从心。4月25日，世界反兴奋剂组机构宣布已邀请独立检察官，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受污染案件进行处理；7月9日，独立检察官得出结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没有任何偏袒，不对中国游泳案件上诉的决定是无可争议的合理。

遗憾的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出的这些努力，都被西方媒体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官员无视或曲解，当他们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荒唐观点时，就开始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参与此次调查的机构和个人疯狂地进行立场上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