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秘书的笑话也是当时女着男装习俗的一个缩影，皇宫贵族及士民都爱穿胡服胡帽，最早源自唐玄宗执政的天宝年间，“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所以，女性穿男装出门，百姓已经见之不怪了。

女性的开放刚强，使得唐代诞生了很多以豪放不羁著称的女侠客。在唐豪侠传奇中，聂隐娘、红线、谢小娥等8位女性有婚恋记录，其中二婚、婚外恋的占了5席。在《敦煌变文集》里，民妇主动向夫家索要离婚书改嫁的，比比皆是。离完婚, 男方还得毕恭毕敬送上祝福：“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

南宋画家马远的《蹴鞠图》出现了七男二女对踢的场景 ，男女混合蹴鞠自元代后盛行，从当世出土的文玩来看，女性球技不落男性下风。

如果你不想去太远，去民国一日游。

民国可以死磕孙中山，掌掴宋教仁，吊带素颜多点赞。

晚晴至民国，由于西学东渐，妇女地位空前提高，汉子技能点满的巾帼女杰层出不穷。妇女解放一直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最强烈的呼声，胡适、鲁迅等文人纷纷撰文支持女性社交公开、婚恋自由甚至参与政治，“做超于贤妻良母的人”。

婚恋是女性地位最直接的反映。根据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的数据，1928 年 8 月至 1934 年 8月，女性主动要求离婚者占了多数，上海51.2%，北平为66.1%，广州为 77.1%，天津为 85.7%，并且十之八九的离婚原因是意见不合。

辛亥革命的孪生女——秋瑾和她的同学唐群英就以身践行，十来岁就日日盘发髻，长袍马褂，一身男装，活像个公子哥。

同盟会政纲取消“男女平权”，不让女子参政，唐群英就带着一伙女子冲进参议院，砸碎玻璃，踢倒警卫，死磕孙中山，掌掴宋教仁，举国哗然，唐群英揪打宋教仁那“清脆可听”的耳光声音，反复地回荡在男性的耳边。其砸完后“高坐吃烟”的孤高姿态，也永远地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从服饰生活上，也可以看出女权意识复兴的端倪。

1934年，媒体开始呼吁女子短发，称有五好：便利、节时、清洁、舒适又省钱。民国元年的旗袍根本与性感绝缘，张爱玲甚至用“严冷方正”来嘲讽，因为它压根就是一身清教徒式的男长袍，宽大平直，下至脚踝。然而到了1921年，报纸上已经出现了“男子以不露肉为文明，女子以露肉为文明”的言论，游泳健将杨秀琼也因为展现健壮身段，被誉为“美人鱼”。民风之开，后辈愕然。

彼时的很多报纸也鼓吹自然说，《申报》就公开反对女性化妆：“本来很白嫩的面孔，如果涂上脂粉，反而把自然的美遮盖；如果皮肤生来不好，再涂上脂粉之类将更显其丑”。如此说来，懒癌末期的女同胞倒是有福了。

事实上，从四千年前《尚书》里的“牝鸡司晨”，到现今大众口中的“女汉子”，男权社会的性别偏见一直未曾停止。即便在女性最为豪放的唐朝，“柔顺婉娩”、“幽闲淑姿”等品德规范依旧是社会对理想女性的主流诉求。在文献有载的1300多方唐代女性墓志中，93%评议提及“循德受礼”，75.6%评议提及“温柔娴淑”。

诚然社会有许多不公和偏见，但我们确实已经生活在历史上女性地位最高的时代，当代女性在良好的教育熏陶下，经济上独当一面，性格上自主独立，早已摆脱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定位和思想桎梏。

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特的个体，面对社会的调侃与嘲讽，与其苛责自己，取悦他人，不如自信地回应一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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