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小时的飞行中，科斯-瑞德喝了几罐燕京啤酒，谈起他在去年上映的影片《寻龙诀》中的角色。他在片中饰演一位邪教领袖的律师。在第一幕之后，他变成了僵尸。到目前为止，那部电影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项目，合作的明星也是最大牌的。从量级上说，那部影片提高了他在中国本就很高的知名度。飞机上的一位乘务员认出了他，知道他参演了那部影片（相比之下，在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没人认识他——除了在唐人街）。科斯-瑞德很高兴有机会参演这样一部大片，不过他对自己的表演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的表演差强人意，算不上精彩。“在很多电视剧中，你真的只用说台词就好了。但是在一部大片中，你真的得很棒才行，”他对我说道。“我第一次参演大片，就进入了大联盟，而且还打出了一垒打。”

不过，科斯-瑞德熬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参演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大片。他在加州托兰斯长大，上的是艺术高中，他在那里迷上了表演。后来他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和分子生物学。他还选修了中文，并且下定决心掌握这门语言。1997年他搬到北京，开始漂泊，有一段时间住在学生宿舍里，有三个月时间强迫自己只说中文。“和其他人一样，我来了后闲混了两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做过许多尝试，全都失败了，”他说道。“还教过英语。”

到中国之后不久，他开始跟一个叫李之茵的中国女人约会，当时她在大学里学金融，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在他们刚开始约会时，有一次他随手拿起一本以英文出版的活动信息类杂志，看到一则某中国电影寻找外国演员的广告。科斯-瑞德从未失去对表演的热爱，他觉得在中国表演应该挺有趣的。他去面试，得到了那个角色，三个月的报酬大约是400美元。那部电影名叫《没事找事》，科斯-瑞德在片中饰演一名美国纪录片导演，跟拍一群幻想破灭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他说，制片方两年后才给他报酬。不过，那部电影杀青两周后，他在一部中国的连续剧中得到一份三个月的工作。

当时，中国只有少量外国演员，科斯-瑞德很快意识到，对片方来说，难得的是他身上结合了好几种品质。他普通话说得很好，演得也不错，长相符合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美国人的样子：六英尺高，方下巴，蓝眼睛。他能以这个行业为生，但早期的角色都不太好。在他事业的那个阶段，大部分中国电影制作人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了解依然很有限，他早期的角色往往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他很少演坏人，因为在中国电影中美国人很少是坏人（坏人大多是由一群在中国工作的悲催的日本演员来演）。相反，科斯-瑞德经常饰演“傻乎乎的家伙”（他的原话）。他最常演的是爱上中国美女的傲慢的外国商人，但最后都是被甩，因为女方必然会做出正义的选择，与中国的求婚者在一起。有时他饰演主角的外国朋友，他的出现只是为了让主角显得更高大上；科斯-瑞德还饰演另一个老套的角色，他称之为“傻子”，也就是傲慢的西方人，到影片末尾，这个角色对中国的鄙视会转化为敬佩。

科斯-瑞德在纽约大学学中文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很多学外语的学生都这样做。曹操这个名字来自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军事家，他也是中国很受推崇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一个中心人物。和亚瑟王或戴维·克罗克特一样，曹操既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小说中，以至于关于他的现实和虚构交织在了一起，难以分清。科斯-瑞德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很好记，而且他喜欢曹操的聪明和自立。这个决定在多年后会被证明相当明智。在中国观众看来，它表明，这个美国人虽然在电影电视中饰演愚钝的角色，但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乔纳森·科斯-瑞德试穿《再见霹雳》的戏服

横店影视城是个庞大而离奇的地方，占地8000英亩，其中一比一原样复制的北京故宫是主要建筑。第二天早上开车去拍摄现场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那里。科斯-瑞德对我说，“你可以四处走走，根本看不出区别。”在那附近有几部戏正在拍摄。游客每人花199元便可进入片场。拍摄过程中，现场围聚了一群又一群的游客。这里给人的体验，和在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是有很大不同的。“不是像《大白鲨》那样的惊悚电影，而是杀日本人，或是和皇帝的妃嫔消磨时间，”科斯-瑞德说。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电影业长期以充满宣传意味的历史剧为主，也因此才需要原样复制故宫。即便20世纪末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大制作的中国影片总体上依然是令人腻烦的爱国主义作品。并且尽管观众的口味在不断变化，影视公司仍能利用与政府的关系，确保自己的影片成功。比如2010年，国有的影视制作和发行巨头中国电影集团将《阿凡达》从1628块银幕上撤下，换上了自己的电影——一部讲述孔子生平的传记片，由周润发主演。

如今，影视作品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历史剧的性质，但它们不再那么公开地宣扬民族主义，更注重纯粹的娱乐。接受采访时，科斯-瑞德正在横店拍摄一部英文名为《Knight’s Glove》的古装剧。在剧中，他扮演英国驻华大使，是中国主角的挚友。故事围绕寻找丢失的宝物展开。

由于中国政府一年只允许34部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官方的挑选标准又很神秘，很多美国电影制作公司都试图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拍片的方式，来降低不确定性。这么做可以避开进口规定（只适用于电影的制作方想要参与票房收入分成的情况，也就是它们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好莱坞大片）。但鲜有合拍片称得上在商业或口碑上取得了成功。

合作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仅难以找到能同时取悦中外观众的途径，也难以在片场很好地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制作文化之间的冲突。好莱坞电影的片场有着相当严格的、由工会决定的规则，中国的片场采取的显然是杂乱无章、即兴发挥、跟着感觉走的运作。

中国的审查者会逼迫电影制作公司删减一些场景。他们认为那些场景有损中国的形象。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5年的一份报告挑选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轶事：在《007：大破天幕杀机》中，中国观众从未看到原版中詹姆斯·邦德杀死一名中国保安的场景；在《碟中谍3》中，审查人员删除了在上海拍摄的一个晾衣绳上挂满衣服的镜头。

通常审查机构甚至不用参与，因为电影制作公司已经开始对影片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麻烦。《赤色黎明》或许是最有名的例子。1984年上映的老版讲述的是一场反抗苏联入侵美国的游击起义。2012年翻拍时，编剧更新了剧情，把侵略者的角色改成了中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高管意识到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不愿冒险触怒中国审查者的他们据说在后期制作中花了大约100万美元，把入侵者改成了朝鲜。

尽管在中国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大部分合拍片都不考虑科斯-瑞德。他说，好莱坞的制片方想用自己的人。有一次，中国制片方对他说，因为他的身影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随处可见，使他们的作品看上去太本土化。他只参演过两部东西合拍影片：一部是深海题材的史诗片，由中国的一名亿万富翁投资，演员大部分是外国人，另一部是在湖北山区神农架拍摄的一部野人题材的电影，那里有过成百上千次据称看到野人的报告。每部影片都在拍摄现场频频出问题。迄今为止，两部影片均未发行。

科斯-瑞德说，大部分合拍片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中方的混乱和好莱坞的傲慢各占一半。“他们来到中国说，‘我们是从好莱坞来的，我们更在行，你们认为是对的东西，必定就是错的，’”他说。“如果带着那种态度过来，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你对他们想看到哪种故事就会有误会。”

随着中国电影人弄明白了中国观众真正想看的故事，科斯-瑞德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好转。尽管他在《Knight’s Glove》的角色并不具有开创性，但现在，他经常会扮演越来越复杂的角色。

科斯-瑞德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样化的角色可以供他这样的外国演员出演，这是中国向外界进一步开放的结果。“如今有了更多的外国演员，”他说。“中国人了解一些外国人。所以他们写出了更有趣的角色。我很幸运，因为我通常有更好的角色可以扮演。”

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延续下去。中国的制作方撒的钱太多，中国观众的消费能力太大，实在不容忽视，任何从好莱坞到中国拓展的人——无论是制片人、演员还是摄影师——都必须学会如何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这意味着适应影迷不断变化的口味，学习如何在中国不那么成系统的电影体系中展开合作。“中国底片”网站（China Film Insider）编辑林嘉瑞报道中国娱乐产业已经十多年，他说好莱坞的专业人士可能是很傲慢，但“中国人和好莱坞合作的时候，在权力平衡中存在一种倾斜。这些制作背后有这么多钱，好莱坞的人不得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