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穿过“观象台”的阳光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