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时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当时大家也曾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东西都(被)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

晚年的周有光谈起“文革”经历时，谈到的似乎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1979年，周有光在华沙出席文献技术会议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这段围绕着“拼写汉语国际标准”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从命令。”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周有光说：“(当时)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而接下来的工作在周有光看来，“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完成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这时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回来以后，周有光又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