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臭咸鱼】

近日，聊城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被《南方周末》送上了舆论热门，这起案件的细节也引来无数网民的关注。同情被告人于欢者有之，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满者有之，怀疑出警警察渎职者有之，甚至怀疑南周报道失实期待剧情反转者亦有之。

不论立场、观点如何，就目前而言，最高检及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介入此事来看，真相终会有大白之时，大家拭目以待即可。

笔者也在这段时间看到一些历史爱好者，借着史书上的类似“孝子复仇”案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这都是一家之言，也有可能是取了符合自己观点的案例来讲解。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就整理了一些类似的案件，算是给大家开拓一下视野，增加一些谈资吧。

吕思勉先生说：“复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 在部落时代，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文明程度并未达到更高的程度氏族部落尚未产生凌驾于氏族之上的公共权力，部落为了解决问题，多用私相复仇的办法。先秦时期复仇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甚至有为了复仇而刺杀君主的，比较著名的事件有豫让杀赵襄子，荆轲刺秦王。

豫让刺赵襄子——“拔剑三跃而击之”

《史记·刺客列传》对这些事情记载比较详细，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对这些刺客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但是先秦的复仇也并不纯粹，通常夹杂着政治斗争。秦代自商鞅变法之后，就加大了对个人仇杀行为的惩罚力度。

秦已降，为血亲父母复仇才是历史的主流。在汉时，国家已经法律层面禁止私人复仇，但是血亲复仇仍然变成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儒家文化提倡为血亲复仇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统治思想去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春秋《公羊传》的一句“不复仇，非子也。”对汉代复仇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天游先生总结了汉代复仇风气大盛的原因：汉代延续了战国时期游侠风气，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和孝道，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之后进行了协调，社会风俗的诱导和地域很文化特征的因素。除此以外，笔者认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两汉相关史书中为血亲复仇的例子尤多。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不少“游侠”的故事，这一点也被后来的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所继承

就目前而言，并没有发现西汉政府发布过禁止复仇的律令，所以解决仇恨问题不免要借助于民间私人的力量。例如《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记载郭解的故事。

郭解是西汉时河内郡人，以游侠而闻名。洛阳有两家人结仇，本地乡贤、豪强数十人前后从中调解，仇家都不肯罢休，于是有人去请郭解帮忙。郭解连夜去见仇家。由于郭解的名声太大，仇家勉强答应放弃复仇。郭解又跟仇家说：“我听说本地很多乡贤曾来调解也没效果，如今你给了我面子，我怎么可以从外地来干涉本地乡贤的事呢。”

郭解又连夜赶回去，临走前嘱咐仇家：“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来过，你暂且对外还是说不肯答应，等我走后，再有人前来调解，你就答应他吧。”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闲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闲，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柰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闲，乃听之。”）

到了东汉时期，情況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建武二十五年（49年），徐州广陵郡堂邑县人防广为父报仇，杀人坐牢，就在等待执行死刑的期间，他的母亲病死了，防广得知，坐在牢里整日哭泣不肯吃东西。县令钟离意十分同情防广，就下令放他回去给母亲办理丧葬，当时县里的其他官员担心防广会因此逃亡，纷纷反对，钟离意说：“出了事，责任在我。”

防广在给母亲办理完丧事后，就主动返回监狱，钟离意将此事向上级汇报，上级竟然宽恕防广，免除其死刑（仍然需要服刑）。

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之初，血亲复仇的结果仍然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直接应该判处死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防广终因孝顺而受到官方减刑处理，也是符合当时的推崇孝道的社会氛围，这是人性化处理结果。

（《后汉书·钟离意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迁堂邑令。县人防广为父报雠，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到了建初年间，民间有人因为别人侮辱其父亲，怒而杀之，这个血亲复仇案上报到了朝廷，汉章帝刘炟为此下诏免除其死刑。从此之后，各级执法部门都以此案为定案标准，甚至朝廷法律部门增设《轻侮法》。大概意思是：杀死侮辱父母者不获死罪。

（《后汉书·张敏传》：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