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2年至今的安倍外交可以发现，其绝大部分成绩都集中在对欧美外交，从G7峰会的举办、促成美国总统访问广岛、对珍珠港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到与欧盟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等。

但是，安倍政权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外交上则丝毫没拿到任何便宜——中国海警船巡视钓鱼岛呈常态化、日韩“慰安妇”协议面临重申、日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铜像依然未被撤走、日俄领土问题仍然原地踏步等。在对欧美外交与亚洲邻国外交上出现这样不平衡的结果，其实凸显出了安倍外交的局限性。因此，任命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安倍首相很有可能是寻求改善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在日本政界属于“鸽派”政治家、“知华派”政治家。在1993年8月4日，河野洋平以内阁官房长官的身份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河野谈话”，就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进行衷心地道歉与反省。正是这样的一份坦诚的谈话表态，不仅让河野洋平深受中韩等亚洲国家民众的尊重，也使其成为日本政坛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与中国政府高层进行直接对话的政治家。

河野洋平

比如，2014年4月访华期间，河野洋平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接见；2015年4月与2017年4月访华期间，河野洋平两次获得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接见，并被称赞为“有勇气面对历史”“（发表‘河野谈话’）展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担当”等。因此，在当前日本与周边邻国外交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安倍首相任命河野太郎为新外务大臣，想必也是希望借助其父亲在中韩两国的影响力与人脉来改善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安倍首相念念不忘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尽早在东京举行，以及2018年对中国与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等。

除了其父亲河野洋平在中韩两国有广泛人脉外，河野太郎的祖父河野一郎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河野一郎曾任农林大臣、建筑大臣，在1960年代初还曾被视为首相的有力竞选人。1956年5月，河野一郎以农林大臣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就两国捕鱼量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妥善解决。同年10月，河野一郎与时任首相鸠山一郎前往莫斯科，见证标志战后日苏（俄）邦交恢复的《日苏共同宣言》的签署。鉴于安倍首相迫切希望在任期内使日俄争议领土“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取得突破，所以河野太郎担任新外相，也有助于向俄罗斯打感情牌。

由于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坚持以日美同盟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所以新任外相也必将沿袭这样的政治传统，预计河野太郎能够自由主导的外交空间较为有限。

河野太郎虽然可以借助其父亲、其祖父的影响力与人脉来推动日本与中韩等邻国关系的改善，但不应忽视的是，日本外交的最终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安倍晋三首相手中，并且还不时受到美国政府的亚太政策的干扰。因此，河野太郎上台后的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值得期待，但也应该保持足够的理性与冷静，毕竟“太郎”与“洋平”并非同一人，至少在修改《日本国宪法》问题上这对父子的观点就截然相反，河野太郎积极支持修宪，而河野洋平则明确反对。

最后，根据日本年内的政治议程安排，9月底开始举行秋季临时国会。在此次的国会期间中，由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将正式向国会提交宪法修改草案，并进行广泛的讨论。虽然通过此次的内阁改造，使得加计学园问题、PKO日报问题的相关问责暂时告一段落，但安倍内阁如果不能在秋季临时国会前取得实际成果的话，那么这些陈旧问题不仅将会打乱安倍首相的修宪议程设置，而且还会再度威胁到安倍晋三的执政。这样一来，此次让人倍感惊喜地任命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安倍首相究竟是真心寻求发展中日、日韩关系，还是仅为了改变任人唯亲的形象，则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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