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知冲突与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从解决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1999年12月20日”这一具体日期是中葡双方自澳门问题被提上两国外交谈判议事日程至最终予以解决的过程中，通过试探和谈判等形式反复较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一向被认为“没有吵架的问题”的中葡两国为何在这一议题上长期拉锯甚至不惜公开“吵架”？这个抽象的时间具体有何深层意蕴？中葡之所以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双方对澳门问题有著截然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设想1997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原因之一在于对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性质的统一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认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36]

在中方看来，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都属于中华民族在近代积贫积弱时期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1997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雪前耻”的共同愿望和情感偏向。对中方有关澳门问题的由来和澳门历史的理解，葡方则不以为然。

在葡方看来，澳门现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得益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有益理解”，葡萄牙人之于澳门不是英国人之于香港那样的殖民者，以后继续在澳门生活的土生葡人也不应该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而存在。[37]

正因如此，葡方一直极力反对将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前途与香港前途相提并论，也不接受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这种具有暗示性的方案；更有甚者，葡萄牙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尝试在这座被其称为所谓“上帝圣名之城”重温殖民历史。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外交谈判期间，葡方一些政客和舆论屡屡假借各种周年纪念之名，抛出2007年、2017年、2057年等诸多跨越2000年再交还澳门的方案。

对这种挑衅举动，中方的反对态度一贯坚定、明确。早在1955年，澳葡当局就计画在里斯本和澳门两地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以纪念所谓澳门“开埠”400周年。

为此，周恩来借接见港督葛量洪和英国代办欧念儒之机明确表态：“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38]

紧接著，《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给予了措辞严厉的警告。[39]最终迫于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巨大压力，澳葡当局取消庆典。另外，1984年国庆刚过，即中方首次就解决澳门问题的方式和时间公开表态后不久，知悉葡方意图的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示：“不能让葡萄牙把澳门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就是21世纪。”[27]

显而易见，中方不可能允许洗雪民族耻辱的澳门回归庆典具有任何葡方炫耀其殖民历史和其“光荣撤退”的痕迹，也不可能允许葡方以各种周年纪念为藉口将澳门殖民主义尾巴带进“千禧年”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正是因为1997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点背后的象征意义分别挑战了葡方和中方对澳门问题的不同认知和界定，所以双方在这一立场上都不肯轻易让步。

其二，澳门回归时间牵涉中方的国家利益和葡方的现实利益。在澳葡当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占有全部高级及绝大部分中级公务员职位，这部分群体的薪金收入每年均占据葡萄牙在澳门收益的绝大部分。仅以1984年为例，葡萄牙来澳门任职的官员共701人（不含土生葡人）。

其中，澳门总督月薪3.07万澳门元，其他高级公务员月薪从1万澳门元至2万澳门元不等；除正薪外，这些葡萄牙官员还享有豁免职业税、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福利津贴。加上土生葡人的同类薪金，这部分群体一年有高达1亿多澳门元的收入。[40]

除此之外，1979年中葡建交谈判商定澳门地位并达成“谅解”之后，澳葡当局相继推出澳门国际机场、深水港、第二道跨海大桥等一系列试图跨越2000年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计画。这些发展规划和工程建设在进行可行性研究、设计、顾问和承建时，葡资顾问工程公司都会获得特别照顾，取得大部分承包合同，进而从澳葡当局每年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和研究方案支出中获取绝大部分费用。

更有甚者，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后，葡萄牙国内政党林立、党争不断。这些政党为增加选票和活动经费、强化自身的力量和影响，均十分重视在澳门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其手段或是通过澳门总督获取巨额款项作为竞选费用，或是通过博彩公司等牟取巨额“政治献金”[41]，后面这部分收入更是不计其数。

可见，葡萄牙在澳门拥有不容小觑的现实利益。在谈到葡方为何想尽量迟地交还澳门时，周南切中要害地指出：“葡萄牙能多从澳门捞钱。”[27]

中方由于对葡方竭力维护殖民利益的想法了然于胸，所以对其不断推迟交还澳门的各种主张一直十分警惕，在葡方没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下，绝不轻易让步。中方之所以不能接受葡方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除了不能容忍澳葡当局继续盘剥澳门民脂民膏之外，还有更为宏观的战略考量。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等外宾时专门谈到澳门问题：

“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著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著；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著；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42]

1975年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及与葡萄牙建交事宜：“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会影响台湾。”[43]在中方看来，“澳门问题不仅是澳门问题而且包括香港问题”。[44]

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中，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从来都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因此，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过程中，中方所考量的绝不仅仅是澳门问题本身，还包括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特别是当时对改革开放事业与和平统一大局具有关键作用的香港问题。

因此，中方之所以一开始倾向于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防止港澳回归的“时间差”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稳定，这绝非多虑。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初期，葡方就公开宣称：“希望澳门在九七年后‘归还’中国，以便吸收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外流的资金。”[45]这无异于公然挑战中方对确保过渡时期内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视程度，中方对1997年后、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些微时间变化都慎之又慎，遑论葡方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人们在澳门街头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象征澳门回归的“1999”车牌，庆祝澳门回归。 中国日报网

四、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在中葡两国具有重大认知冲突和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中方仍然实现了在20世纪内收回澳门的底线目标，有效捍卫了民族尊严，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当前，在领土与主权争端问题上，我国同有关当事国的矛盾依然复杂；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内政问题上，我国同一些外部干预势力的斗争依然尖锐。对此，我们可从处理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过程中总结一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其一，加快发展步伐，增强国力。正是基于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我国才能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新时代，面对当前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最坚实的后盾。

其二，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在面对当前国家统一和国土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时，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既要提升综合国力，还必须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大斗争。只要某些风险挑战危害到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害到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我们就必须丢掉幻想，坚定斗争意志，敢于出击、敢于斗争；同时要坚持斗争方向，坚定斗争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其三，注重策略方法，善于斗争。应对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不能作盲目斗争，要非常注重策略方法，坚持有理有利有节，讲求斗争艺术。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在斗争过程中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