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是校园里一枚孤独的大“五毛”，潘教授也在致辞中呼应：“我们不仅仅有先进的上海，还有落后的贵州，还有西藏，还有南部新疆。这个故事你要展现给大家，大家才会更加信服。对于世界而言，也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要讲幸福也要讲痛苦，没有痛苦，幸福是展现不出来的。”

库恩指出，第一，中国要主动向世界传递信息，而不是被动反应，强硬反应有时会使问题恶化。第二，中国要做好准备，回答每一个问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完美的答案，但没关系，不能因为敏感和不确定就回避或不承认，那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张维为教授就相信，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正富教授与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也正视问题，对当下“制造业主体部门整体垮塌”的风险充满警惕：“要跟重视战略新型产业同样程度地去重视主体工业部门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是一个大国，单靠战略新型产业形式不可能立足，那不可能是一个10几亿人口的经济部门，战略新型产业中国必须要搞，但是小马拉不动大车。”

美国《全球主义者（Globalist）》的主编斯蒂芬·里克特（Stephen Richter）在国内的名气没有前面几位那么大，但在国际平台上，经常为中国发出客观的声音。然而，在致辞中，他也提出了忠告：“我已经听到许多关于中国制度的优势，比如它能起效是因为有选拔机制，但是欧洲的治理传统中也有选拔的元素。中国学者往往说‘西方’如何如何，作为在美国的欧洲人，我要抗议，欧美的差别很大。有些美国人显然由于体制竞争的原因忽视了中国的成就，但中国人不要认为全世界其他人也这样看中国，而要坚持面向世界，保持活力。我担心中国将来会变得像美国那样‘自信’，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全世界都要按自己的一套来。我要给好朋友张维为教授布置‘家庭作业’：要实现真正的全球化，研究院要在高度动态化的环境中运作。”

研究中国，深耕中国，建立中国的话语与思想是中国研究院题中应有之义，但国际友人指出面向世界的问题同样重要。

与会“五毛”都有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谈到中西语言隔阂引起的问题时，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化身“段子手”。比如英国外交部接到英国驻华大使报告，获悉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马上指示驻华大使，要必须搞清楚“三个继承人”是谁。又如有外国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科技立国”，提问说胡锦涛是否放弃邓小平的“经济立国”了。

当然，语词只是第一个层面。在此之上，则是如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所说的，“跳出西方的话语权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建立传播平台”等等。

最后，这个许下宏愿的重点智库则是要产生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在张维为教授看来，“应该说西方的这个话语现在是非常全面的，但是它崛起的时候一些奠定的基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契约论》等等——现在回头看这些实际上并不是十分成熟，也会找到不少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放在特定历史阶段，奠定了西方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的话语基础。我想中国崛起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也应该产生自己的亚当·斯密，产生自己的卢梭。”

听了一整天学者的辩论交流，笔者对这些“五毛”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当年被迫无奈地“跨过鸭绿江”回国；他们忧国忧民，对现实中国并无盲目乐观；他们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经常在海内外各种辩论场上妙语连珠，在学术上，他们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当代丰富的实践中吸收营养，一个个都既洋气又接地气，这样的大牌“五毛”学者聚在一起，让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风景独好，愿景可期。如它的LOGO所示，与中国一起，把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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