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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经济学人为何普遍反对有为政府说:田国强林毅夫争论思考之五
关键字: 林毅夫田国强争辩有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学人有限政府二、新古典经济学人反对有为政府的思维基础
就对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的认知而言,学术界至少提出过四种假设:(1)仙女模型,它认为,公共品供给者只解决市场不能和不愿解决的问题,而不会与民争利,更不会损害任何个体的利益;(2)半仙女模型,它认为,公共品的供给者不是着眼于每个个体的利益决定公共品的供给,而是从总体上考虑整个公利的增长;(3)不确定世界模型,它认为,公共品供给者的行为也可能是没有效率或者造成更大损害的,但这并非供给者的本意,而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4)女巫模型,它认为,公共品的供给者是追求最大化功利的经济人,他们可能促成任何有助于保住或获得职位的活动。
但是,自休谟的政治学将每个人都设想为一个无赖以来,西方主流学术就将国家和政府视为“恶棍”来提防,进而规定了“守夜人”角色。相应地,主流的经济模型大多都根基于理性选择框架,它将任何个体以及组织都视为“恶棍”,会千方百计地追求其独自的利益和偏好。
结果,政府失灵的危害就比市场失灵的危害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扬,经过这种反复的宣传否定政府基本作用的舆论就盛行开来。进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统在经济学中就得到继承和发扬,它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暴力机关,依靠“政治方式”而非“经济方式”为统治阶级谋取财富,从而最终取消政府。这里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地承袭了前现代政府功能。前现代政府很少承担经济功能,而主要执行一种统治功能,其征收的税收主要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不是实现分配正义,转移支付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弱势群体。19世纪早期美国著名政治家卡尔霍恩写道:“政府代理人和雇员构成了对税收利益的独占性接受者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以税收的名义从社会中得到的无论多少,如果不失去,就会以支出或支付的名义流入他们身上”。
相应地,“政府不公平的财政行为的必然结果是将社会划分为两个主要阶级:一方面是实际上支付税收从而当然地单独承担支持政府责任的这些人,另一方面是通过支付而成为税收利益接受者的那些人,他们实际上是被政府支持的。
或者简单地说,社会被分成了税收支付者和税收消费者两个阶级”,从而造成的效果是“在政府的财政活动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政策方面,他们成为了敌对的关系,因为税收和支付越多,一方的收入就越多而另外一方的损失也越多……那么,税收的每次增加都会使一方变得富裕和强大,而使得另一方变得贫穷和软弱。”
事实上,斯密当初之所以宣扬自由放任主义,主要也是为了限制当时国王及其政府官僚的贪婪和掠夺。问题是,无论是现代政府的职能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而需要重新理解财政税收的意义。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构设了传统的“利维坦”国家形象。原始契约说认为,国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基于契约而形成社会机构,或者人民通过契约而创造出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威,这个国家或政治权威一经产生就不受个体的制约而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就是“利维坦”国家。
“利维坦”国家形象
因此,即使政府确实可以且应该承担越来越广泛的经济职能以及实现市场经济中不如人意的分配正义,但我们如何保障政府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呢?如何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不会通过财政收支而中饱私囊呢?事实上,即使在原始契约观已经为社会契约所取代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国家以及政府都源于个人之间的协议,每个人在国家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甚至可以通过契约来更换国家组织以及政府机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呢?
阿克顿就提出了广有影响的腐败定律: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确实,在权力分布极端不均衡的前现代社会,国有的存在或权威主要依靠军队和暴力;而且,在商业经济普遍发展以及由此带来权力日益均等化的今天,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贪污和腐化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在绝大多数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社会,腐化行为已经得到很大的遏制,日益广泛的人民参与已经建立起了越来越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制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布伦南和布坎南就说,“所有的立宪规则,都可以被解释为对潜在的权力的限制。”
再次,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传统的肯定性理性思维。肯定性理性思维往往将真理和现实存在等同起来,认定现实存在中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因素,尤其是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体现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精神;相应地,竞争性市场中达致的就是一种“自然”价格,它体现了上帝意志的公正和正义价格。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就极力推崇自由市场,并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和社会正义合为一体,从而也就看不到分配正义的缺失。
与此不同,早期古典经济学者往往具有更强的批判理性思维,他们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现实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脱节,从真理和现实间的差距中产生“是”与“应当”间的紧张;这样,他们就能够更深刻地剖析现实世界的问题,乃至将竞争性市场秩序视为只是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正义要素。伊格尔顿就写道:“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
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悲观的思想家对人类解放做出的贡献比那些盲目乐观的思想家要大。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些等待我们救赎的社会不公,而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不公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 相应地,针对自由市场交易中所显示出来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评论说,“资本主义交易的正义仅仅在于他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在于资本主义的占有与分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服务的正义标准。”
三、本文的写作初衷说明
在系列的5篇文章中,笔者对田国强和林毅夫有关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争做了梳理,并以个人的理论和现实认识做了评述。笔者长期偏居一隅默默地梳理自身的所学、所思和所悟,只在为提升自身认知的“为己之学”,甚少参与时下的学术之争,而更希求死后能够为后人留下值得一观的文字。正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看了林毅夫与张维迎、田国强等人的争论,引起了原来一些思考的共鸣;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真诚的学术态度和求真的学术精神,因而也就会不揣简陋而写下上述东西。
笔者以为,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真正学人,他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不如说与其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经济学界为何对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并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论,根本上就在于他们所接受的不同的理论学说。
就当前经济学界围绕政府功能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所展开的激烈论战而言,它既可能带来积极意义,也可能潜含消极因素。
在积极意义方面,如果论战被很好地限制在学术层面,自由的学术交流和争论就有助于深化对政府和市场之关系的认识,进而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探究和发展,这就如20世纪30年代的计划和市场之争最终带来的结果。
在消极因素方面,如果论战被人为地提升到政治和道德层面,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判将会扼杀和抑制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最终可能使得各自的原有立场更为强化,学说也将更加分化进而日趋极端。笔者希望这次论战的结果是前者,从而笔者也愿意参与讨论以提升自身的“为己之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文章转载于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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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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