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签署通过《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如提案人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所言，提出该法案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能打赢思想战的更全面、更积极的方式”。冷战重要理论奠基人乔治·坎南曾言，即便在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出现所谓苏联核导弹压倒美国的时刻，他也从未失去过赢得冷战的信心，因为他坚信美国“思想、制度和价值”永远不会被苏联打败。冷战结束20多年后，美国竟然开始担心有可能输掉“思想战”了么？

美国《反宣传法》的通过有两个重要背景。第一是技术性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使国家系统通过主流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思想塑造的传统方式正被打破。美国政府虽无宣传部门，但其思想控制同样严格。只是美国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控制。例如，好莱坞大片永远讴歌美国式的英雄主义；美国政治、法律与学术言论永远强调，美国的强大是基于对自由与人权信仰的尊重。但互联网的发展，使美国也开始担心“美国价值”遭遇挑战和瓦解。

第二个背景是2016年美国大选对美国社会和世界的震动。特朗普胜选但也撕裂了美国社会，其内政与外交主张透着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性质，美国主流社会担心特朗普政府今后的施政会威胁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家秩序。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历来自傲的“思想战线”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晃动，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即将下台之际急于批准《反宣传法》的又一重大原因。

不过，这个法案从取名到内容都太“美国化”了。美国国内出了问题，互联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给人类稳定与繁荣带来“双刃剑”效应，美国政府为此加强管制无可厚非，但它偏偏要给这一法案加上“反宣传”的主题，将其内容定为“提升美国和盟国的整体防卫能力，反制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宣传与谣言”。

美国指责俄罗斯干预和影响了今年美国大选，因此要针对俄罗斯“反宣传”或许“情有可原”。但把中国也硬生生拉入“反宣传”对象行列，这究竟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心虚，还是看着中国在走自己道路时的不淡定呢？

2016年美国大选确实饱受假新闻或所谓“虚假政治宣传”的苦，但那些假新闻大都源自美国内部。美国政府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急于通过《反宣传法》，明显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当成“替罪羊”，政治偏见显而易见。

事实情况是，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始终公开透明，从来没有也不需要如美国所臆想的那样对其制造假新闻或政治谣言。假新闻是公害，中国对此一直加强监管、严厉打击。更何况，中国网民其实也是美国大选假新闻的受害者，大量假新闻对他们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了误导。

美国《反宣传法》指名道姓将中俄拉进所谓的防范对象行列，不能不说是个恶法。冷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冷战结束已快26年，中美两国尽管有着不同制度和价值特色，但双边关系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美国《反宣传法》还是把中国与俄罗斯都列为需要防范的“思想战”首要对象，企图在21世纪的今天将美国自由主义灯塔重新放射光芒的希望，寄托在与中俄意识形态冲突的胜利上，这既是美国权力的傲慢，更是美国总是“需要寻找敌人”这种传统逻辑的延续。

互联网既是今天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也是世界经济进步的有效技术载体。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互联网在思想影响上的复杂性，在世界各国中最早提出“互联网空间同时应该是主权空间”的论断。美国其实应向中国学习，在互联网的自由开放和健康共享中，推进国家基于主权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能力建设，而不是发现互联网自由和开放之余的潜在威胁，就拉别国当“替罪羊”。

思想永远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各国在自身国家与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制度、观念与道路，丰富了人类思想的盛宴，也是世界得以繁荣与和平的保障。如果说美国或整个世界真的是在遭遇某种“思想战”的话，那也应是为了追求和平和有秩序生活而与各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的战斗。可是，美国《反宣传法》非要给中美之间不同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硬生生挂上所谓“反宣传”和“思想战”的牌子，这不仅是对中国的轻慢，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歪曲。

事实上，即便要发动“思想战”，那也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美国。看看特朗普对“一中原则”的挑衅，看看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的泛滥，看看美国对世界开放、包容、联通的忌惮，看看美国不但不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甚至还想阻止别国加入，难道防止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引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倒退，不正是需要我们共同进行的“思想战”吗？

(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