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组成的战争机器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于1958年，是美国最著名的军事科研机构，其职能范围逐年扩展。这个机构最初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但很快，与军事工业相关的科研机构、军工集团建立了利益联盟，热衷于夸大苏联及其他对手对于美国的安全威胁，为此让美国的军事科研和军备采购支出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书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建立背景。二战后，美苏两国从盟友迅速转变为对峙的对手。美苏两国将大笔经费投入到核武器研发之上，尽管两强对峙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可怕后果，使得部分科学家希望美国放弃这方面研发。但在爱国主义情绪、对于苏联的敌视以及利益驱动等多重动力的驱动下，仍有大量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服务美国军方。

科学家撰写了一份严重夸大苏联军备实力对于美国具有毁灭性威胁的报告，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采纳的情况下，有意将消息泄露给媒体，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设法筹措更多资源投入到旨在形成美苏恐怖平衡的新武器开发与采购上。

兰德公司与美国军方有着密切合作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著名科学家冯·诺依曼的存在。冯·诺依曼不仅为美国军方贡献了基于博弈论的核军备竞赛合理性的论证，而且还亲自负责多种新装备的研发。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最初是旨在应对苏联威胁，开发防御性武器。但这个主要由好战科学家、政客和军人组成的机构，很快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法门，即不断夸大苏联的军备威胁，并撰写假想报告（委托给兰德公司等合作方完成），宣称在各种情况下，美国会被苏联核武库以何种方式摧毁。

到了肯尼迪总统任内，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具备了高效的研发组织能力，考虑到卷入越南战争的需要，该机构开始开发后来被称为“橙剂”、在越南战场上让越南平民付出惨痛代价的除草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坚持要提交卷入越战必胜的报告，故意罔顾不利信息和信号，屏蔽独立科学家的批评意见。

在1968年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许多合作专家，名单被媒体披露，科学家本人受到了民众尤其是激进学生的严厉谴责甚至直接围攻。《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书中披露，正是因为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官方和科学界诸多机构惨遭围攻，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甚至开始组织研究如何利用噪声制造恐慌、打乱集会人员之间联系，以及水炮、毒针等以其他方式以控制人群的新式武器。

战争机器孵化出的伟大发明

1973年1月，美国开始从越南全面撤军。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逃脱了在促成越战事态计划方面的责任追究。这个机构用大量的军事科研经费，投入到范围广泛的新技术开发，成果颇丰。比如，本意是为了监测地震以及重型卡车、部队行进的传感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由该机构持续推动而实现了不断改进和迭代。而从隐形飞机到无人机的进步，也离不开高级研究计划局。

经历了越战惨败，美国军方决定进一步提高指挥控制水平，为此投入更多资金增强通信技术开发。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的超级计算机项目很快崭露头角，并由此提出了互联网计划（最初叫阿帕网），军方专家一起发明了传输控制协议（TCP）和互联网协议（IP）。高级研究计划局还主持开发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受益于这些新技术开发，美国军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联网化、去中心化的高水平军事防御能力。而上述技术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从军用开放供给民用，并不出意料的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革命。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书中还写道，里根总统任内（20世纪80年代），仍然还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手主导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开发。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研发“整体动力外骨骼”，也就是今天热门的“黑科技”智能增强设备。

等到海湾战争爆发，很多人仍然还在使用看待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军的眼光，来评估战事前景，结果大跌眼镜。20世纪90年代，虽然苏联解体，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又成为了新的威胁，为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开发更为精确的生物化学武器、监督和侦查传播装备、无声识别及语言翻译装备，加速机器人、遥控飞机等装备的迭代进化。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开始部署面向美国国外及海外部分地区的计算机监控网络，以及相应的监听技术体系。这一网络、体系之后会被改组为斯诺登所称的“棱镜计划”。而在前述多项新技术领域，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了若干个项目小组，效仿谷歌等企业的运作方式，以大幅领先民用企业的进度，加快着技术迭代进化。

顺道说一句，不少经济学家所谓自由市场孵化计算机、互联网、传感器、智能增强、虚拟现实、无人机等“黑科技”的言论，我们听听也就好了，千万别当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