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国际政治冲突转化为国内刑事案件的操作，在美国法律实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从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逮捕诺列加，到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对萨达姆的审判，再到对利比亚卡扎菲、叙利亚阿萨德等人的通缉，美国一再展示了其将“政权更迭”包装为“执法行动”的能力。这种包装的关键在于将目标人物从政治领袖降格为刑事罪犯，从而使军事干预获得某种“法律正当性”。

在诺列加案中，美国入侵巴拿马的理由之一就是“逮捕一名被美国法院起诉的毒品走私犯”，尽管诺列加当时是巴拿马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明确拒绝承认诺列加享有元首豁免权，理由是他的政权“不被美国承认为合法政府”。这个判决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单方面拒绝承认另一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规避国际法关于主权豁免的规定。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莫雷诺（西班牙语：Manuel Antonio Noriega Moreno，1934年2月11日—2017年5月29日），巴拿马最高领导人（1983-1989），美国重刑犯（1992-2007）

马杜罗案的特殊性在于，委内瑞拉政府并未像当年的诺列加或萨达姆那样，处于被军事击败或政权崩溃的状态。马杜罗仍然牢固控制着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器，委内瑞拉军队、警察和司法系统仍然效忠于他。在这种情况下抓捕马杜罗，无论是通过秘密行动还是引渡程序，都必然构成对委内瑞拉主权的严重侵犯。

但在美国的法律叙事中，这种侵犯被重新表述为“跨境执法合作”。美国司法部很可能会主张，马杜罗的被捕是在“委内瑞拉人民的真正代表”——即美国承认的反对派政府——的配合下完成的，因此不构成对委内瑞拉主权的侵犯。这种论证的荒谬性在于，它将主权从一个客观的法律事实转化为一个主观的政治判断：只有那些被美国承认的政府才拥有主权，而美国不承认的政府即便实际控制国家机器，也不被视为主权者。

这套逻辑在法律技术层面的支撑，来自美国对“国家继承”和“政府承认”理论的选择性运用。在国际法中，一个新政权是否应被承认为合法政府，传统上有两种标准：“有效控制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前者强调实际控制能力，后者强调统治的正当性来源。美国在不同情况下灵活选择这两个标准：当某个美国支持的政权实际控制力薄弱时，美国援引“合法性原则”来维持对其的承认；当某个美国反对的政权虽然有效控制领土但不符合美国价值观时，美国援引“合法性原则”来拒绝承认。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美国自2019年起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尽管瓜伊多从未实际控制过委内瑞拉的任何领土或政府机构。这种承认纯粹基于美国对“民主合法性”的单方面解释，而完全无视国际法关于政府承认的基本规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对“过渡期司法”理论的挪用。过渡期司法原本是指在政权更迭或冲突结束后，通过审判、真相委员会、赔偿等机制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其前提是旧政权已经倒台或冲突已经结束。但美国的平叛法逻辑将过渡期司法提前到冲突进行时：在马杜罗政权尚未倒台的情况下，就开始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清算，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加速政权更迭。这种“湍流式过渡”的核心在于，过渡期司法不再是冲突结束后的被动反应，而是冲突本身的一部分，是用来瓦解敌对政权合法性、分化其支持者、为军事干预或政权更迭制造法律依据的积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对马杜罗的起诉不是为了实现正义，而是为了实现政权更迭；不是法律对政治的约束，而是法律对政治的服务。

这种将法律工具化的做法，在美国的反叛乱手册中有明确的理论支撑。2012年版《反叛乱手册》强调，法律在反叛乱中不是外在约束，而是“连接民众与政治秩序的纽带”，是“政府获得合法性并使民众承担义务的机制”。手册明确指出，反叛乱的胜利不取决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取决于能否通过法律、治理和公共服务来争取民众支持。在全球层面，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通过国际法律程序——哪怕是单方面启动的程序——来塑造其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在“合法性竞争”中击败对手。

起诉马杜罗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即便马杜罗永远不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这个起诉本身就已经在法律话语层面将他定性为罪犯，从而削弱了委内瑞拉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为那些支持美国政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来拒绝与马杜罗政府打交道。

这种法律战略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对“合法性”概念的双重操纵。在美国的理论话语中，合法性被区分为“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学合法性”：前者来自程序正当性，后者来自民众认同。在国内反叛乱行动中，这两种合法性需要同时维护，因为单纯依靠程序正当性而失去民众支持会导致战略失败。但在国际层面，美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两种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当美国的行动符合国际法程序时，它强调法律合法性；当美国的行动违反国际法但可能获得部分国家或民众支持时，它强调社会学合法性。

在马杜罗案中，起诉行为在国际法意义上显然缺乏法律合法性——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普遍管辖权的国际法依据，纯粹是美国国内法的单方面扩张——但美国试图通过将马杜罗政府描绘为“独裁、腐败、贩毒”的形象来获取社会学合法性，从而在国际舆论中为其行动辩护。

这种合法性操纵的危险性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在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中，主权者的定义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美国通过其平叛法逻辑，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秩序的主权者：它可以决定哪些国家处于“正常”状态因而适用常规国际法规则，哪些国家处于“例外”状态因而可以被当作叛乱组织对待。这种决定权不需要通过任何国际程序，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不需要国际法院的判决，而纯粹取决于美国行政分支的单方面评估。一旦某个国家被美国定性为“无赖国家”或“犯罪政权”，针对该国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军事打击、经济封锁还是司法追诉——都被自动豁免于国际法的约束，因为这些行动被重新定义为“执法”而非“战争”，“平叛”而非“侵略”。

这种法律逻辑的最极端体现是美国对“敌方战斗员”概念的创造性运用。在传统战争法中，被俘的战斗人员要么是战俘因而受《日内瓦公约》保护，要么是罪犯因而受刑事诉讼程序保护。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创造了“敌方战斗员”这个第三类别，既不享有战俘待遇也不享有刑事被告权利，可以被无限期拘留而无需审判。这个概念的法理基础正是将反恐战争定性为一种混合状态：既是战争因而可以使用致命武力并长期拘押，又是执法因而不受战争法关于战俘待遇的约束。马杜罗案遵循了同样的逻辑：马杜罗既不是交战国元首因而不享有战时豁免，也不是普通外国公民因而不受主权豁免保护，而是一个“犯罪组织头目”，可以像本·拉登或巴格达迪一样被全球追捕。

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下令美军在加勒比海多次打击委内瑞拉“运毒船”，但船上人员的身份问题在美国引发法律争议 视频截图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美国的这套法律体系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帝国统治模式。传统帝国通过直接的领土占领和殖民统治来维持其霸权，而美国帝国则通过法律话语的霸权来实现全球治理。它不需要在每个国家都派驻总督，而只需通过控制国际法律话语的解释权，来决定哪些国家的主权应被尊重，哪些国家的主权可以被忽略；哪些政府的合法性应被承认，哪些政府应被定性为犯罪集团。这种帝国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保留了主权平等的形式，却在实质上建立了一个等级化的全球秩序：那些接受美国规则的国家享有完整的主权，那些挑战美国规则的国家则被降格为“叛乱者”，其领导人可以被当作罪犯全球通缉。

这种秩序的维持依赖于一个关键的法律虚构：存在一个超越各国主权的“国际社会”，而美国是这个“国际社会”意志的代言人。在美国的法律修辞中，针对马杜罗的起诉不是美国的单方面行动，而是“国际社会”对“跨国犯罪”的共同打击。这种修辞策略试图将美国的特殊利益包装为普遍利益，将美国的单边行动包装为多边合作。但问题在于，所谓“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志，而只是一个由实力悬殊的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美国之所以能够代表“国际社会”说话，不是因为它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授权，而纯粹因为它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法律霸权，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根本对立。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美国一方面在全球推广“法治”和“民主”，另一方面却在国际层面践行最赤裸的“强权即公理”。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尊重司法独立、遵守程序正义、接受国际法约束，但自己却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些国际法规则适用于自己，可以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通过《美国军人保护法》授权总统“以一切必要手段”营救任何被国际法庭羁押的美国人。

这种双重标准在马杜罗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要求委内瑞拉服从美国法院的管辖，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国际法庭对美国总统或高级官员的管辖。这种不对称性揭示了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本质：法律不是用来约束强者的，而是强者用来约束弱者的工具。

从委内瑞拉的角度看，马杜罗案代表了主权原则的彻底崩塌。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可以因为美国国内法院的起诉而被全球通缉，那么主权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美国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个政府是合法的，哪个政府应该被推翻，那么《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干涉内政的规定还有什么约束力？如果美国的司法管辖权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那么其他国家还如何维护自己的法律秩序？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委内瑞拉，而关系到所有不愿完全服从美国意志的国家。今天美国可以以“贩毒”为名起诉马杜罗，明天就可以以“侵犯人权”为名起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后天就可以以“威胁美国安全”为名对任何它不喜欢的政权发动“执法行动”。

这种法律战争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它侵犯了个别国家的主权，更在于它从根本上瓦解了国际法秩序的基础。国际法的存续依赖于各国对基本规则的共同承认和遵守，而这些基本规则中最核心的就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禁止武力威胁。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公然无视这些规则，并通过法律技术将其违反行为合理化时，其他国家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遵守这些规则？美国的做法实际上在鼓励所有有能力的国家效仿：中国是否可以援引“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发出全球逮捕令？俄罗斯是否可以援引“保护本国公民”原则对乌克兰总统发起司法追诉？如果每个大国都像美国一样将本国法律的管辖权扩展到全球，国际社会将陷入一场全面的法律战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丛林法则的回归。

马杜罗案因此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法律事件，更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通过多边机制维护国际秩序的努力，转而依靠单边的法律霸权来推行其全球战略。这种转向的根源在于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趋势。当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或其他多边机制获得行动授权时，它选择绕过这些机制，直接通过本国法律体系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期而言将加速国际法秩序的解体和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国际法无法保护它们免受强权侵害时，它们只能寻求自保，通过发展军事实力、建立排他性联盟或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维护自身安全，这正是一战前欧洲各国的选择，也是导致灾难性冲突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