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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
关键字: 良渚新石器时代国家形态古代文明象牙玉器社会分工一神教从墓葬有无葬具和随葬品数量多寡、质量高下来看,村落成员间有一定的分化,如新地里遗址还发现有规格显得高大一些的房子。但总体上未见完全脱离一般村落生活的情况,如没有高级人物的专门墓地、高高在上的殿堂建筑等等。
所以,这些分化现象很可能是一个血缘集体内部个不同单位因为劳动力状况等自然原因导致财产拥有不平衡的反映,当然,家长拥有管理村落的权利也可能是分化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其间的差异到不了阶级分层的程度。余杭茅山遗址的发掘,在村落近旁发现了一块面积约80亩的水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描述出村落农业经济活动的实例。据此可以推测这些村落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兼有采集渔捞、家畜饲养和必要的家庭手工业,富裕的村民有渠道从外部获得少许玉器、象牙器等较高等级的手工业制品,但获取渠道不得而知。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古城不惟面积巨大,城内最为高阔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沟环绕,内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区和大型仓储, 13 当是最高贵族的居所。相应地,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 14 等最高等贵族的专属墓地,阶级壁垒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稍高的垄阜上,旁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对分散的村落内部不同,建筑也讲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点是一条东西向条形垄地,垄下河道下放置纵横相交的粗大方形纴木、枕木,枕木之上排立厚达15厘米左右的木板,形成一人多高的河道护壁,壁上再覆以扣板和纴木,把护壁紧紧拉住。之内便是推测为沿垄地排开的房屋建筑了。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的发掘得窥一豹。15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点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高地之上为居住区,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3、4厘米,直径仅为1毫米多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兹证这一带是一处高端玉器制作区。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有推测是否为制作漆器等精致高级品的工具。
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么多年以来在良渚古城内首次发现了可以证明普通城内居民身份的证据,说明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而多年来,几支考古队伍在古城附近用尽各种办法寻找水田未果。两个证据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联通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4.“畿内”
目前的考古资料皆指证良渚古城居民皆为非农业人口,那么问题就来了,城市居民的食物从何而来?我推测,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古城的食物供应应当主要来自附近周边。若按照古城居民人口2万计算——这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提出它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个推测古城直接控制的食物资源范围的一个参照系。第二,从良渚古城的规模看,2万人口这个数字也未必十分离谱。那么,暂且以2万男女老幼人均日需要1斤粮食计,古城全年需要3650吨粮食才能保障最低需求(且不论莫角山上还有可能为最高贵族专享的规模巨大的粮仓,也即有更大的粮食消耗)。
已知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如茅山,村民7、8户,人口35~40人, ② 这之中成年劳动力14~16人或稍多,但不大可能超过20人,水田80多亩。以此计,茅山村民也不可能耕作再多的田亩了。现在没有任何当时水稻亩产的资料。若高打高算按亩产200斤计,每年总产8吨。同样按人均消费1斤/天计,则村落每年需要(35~40)人×365天≈6.38~7.3吨,平均6.8吨,也即茅山每年能够供应良渚城的粮食约1.2吨。
要满足良渚城的总需求,要有约3000座茅山这样的村落。目前也没有良渚时期一个区域内村落分布密度的资料。不过,已知在茅山以北有玉架山遗址,两座遗址相距500多米。如此,每座遗址连同它的“领地”约25万平方米,也即1平方公里内可有4座村落——这极可能是个偏大很多的推测,因为目前只有这样一份两座比邻村落的资料,不敢就此断言所有村落都是间隔500来米分布的。
且这两座遗址所在是平坦开阔的地区,当时应为水网沼泽的环境,而水网沼泽中未必随处都有可供开辟为水田的微地貌条件。但就算是这样,3000多座村落均匀地铺散开来,将占地约800平方公里之广。换言之,良渚古城需要大约800平方公里的平坦开阔地域的农业生产来满足需求,也即这800平方公里上的10.5~12万人口(我很怀疑当时能有如此大的人口密度,所以,这个区域的范围很可能更大)的生活和良渚城紧紧拴在一起了。
顺便说到,近些年来,良渚的考古工作者们口头上经常提到从良渚遗址群所在环境看,这是一个向东方敞口的“C”字形盆地,按照他们的测算,这个“C”字形盆地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而且他们倾向性地认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范围,应当从整个盆地的角度来把握。而我上述计算出来的800平方公里和盆地面积居然相差不大!此外,良渚城的运转需要的不仅有粮食,肯定还有其它物资,譬如产自山地的竹木、石材、薪柴之类。如此,古城直接控制的基本生活物资生产区还要大得多!
再次声明的是,以上推算绝非历史的真实。但通过这样一番计算,可知良渚古城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颇为广大的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古人将王都附近称为“畿”“畿内”“畿辅”“京畿”等,也叫“甸”,和王城的关系是“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用作良渚古城的场合,颇妥切。当然,我们目前还并不能知道良渚古城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些粮食的,譬如交换?税赋?抑或强取豪夺等等。但你很难想象古城和村落之间是完全靠着平等互惠或等价交换来获得上述生活物资的,不难想象到其至少是部分物资的获取背后有权威、强制的背景。
5.武力、暴力
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却委实不多,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条件极不利于人骨保存,丧失掉了大部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有关。以致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其乐也融融,公共权力更多地运用在社会管理方面。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体现孔武能力的斧钺往往是最重要的随葬器物的品类。反山12号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钺,更被学者普遍诠释为军事权力与神权结合的象征。
也是在钟家港河道的发掘中,发现明显带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头骨、腿骨。2015年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发掘揭露出一片良渚文化的墓地,内分两区,其一等级较高,墓葬多有棺椁、随葬品亦丰;另一区等级较低,所葬或为平民大众。墓葬中的人骨大多保存尚好,殊为难得。与本节内容相关的是在一些墓葬中发现有殉人。16 类似贵族平民分区埋葬和殉人的现象也见于早年发掘的新沂花厅墓地中。17 所以,良渚所谓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也许不过是个假象。
6.宗教与社会
从良渚文化遗留下来的大量图像资料看,良渚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上,几乎只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较之仅见于玉琮等器物之边角位置的鸟纹,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而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所以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图02)。18
良渚神人兽面图像的演变
1.凌家滩98M29:14; 2.张陵山M4:02; 3.瑶山M7:50; 4.瑶山M9:4; 5.瑶山M10:16; 6.瑶山M10:20; 7.瑶山M10:19; 8.反山M12:98; 9.反山M12:93; 10.福泉山M65:50; 11.反山M23:22; 12.寺墩M3:26
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纳吞为了消弱对抗底比斯实力强大的阿蒙祭司集团进行的宗教改革,贬低废黜其它神祇,独尊太阳神。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整合分散生活在迦南地区各部族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统一各部族宗教信仰,创建了犹太教。公元6、7世纪,历史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剧情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半岛统一。因此,一神教不仅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
那么,良渚宗教的本质如何呢?我们虽然没有任何有关良渚宗教教义、教规的资料,但仍可从以下现象触摸到它的本质。用类型学方法排比良渚各时期的神人兽面纹,可发现它可能源自崧泽文化玉器上的写实的人物形象。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良渚文化的产生,并非崧泽文化的自然演进,而是发生过一场重大变故!原本崧泽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安徽含山凌家滩超大型聚落废弃了,而远在200公里之外的一片泽国之上,人们聚集起来,经过仔细规划设计,良渚城拔地而起。
恰恰是和这个过程相吻合,作为装饰品的玉镯演变成并无实用功能的玉琮,写实的人物形象也被不断地、着意地神化渲染成驯服猛兽的神人,并成为玉琮上最主要的装饰图像。发生在良渚人向良渚的迁徙聚集和庞大古城工程建设中的这一神格化现象,和以色列人建立早期国家过程中耶和华的地位在众神之中冉冉上升的情形何其相似!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图像的神格化实乃和良渚城的建设一样,是人为精心设计、推动的。
从神人兽面图形演变看,当其神格化过程完成之后,便转而愈发变得简约抽象,最后完全丢失了诸如兽面上的獠牙之类的细节和繁缛的刻划,几乎简化成符号。这可能意味着神人兽面纹背后的故事性逐渐淡化,但作为一种所有良渚人都理解的概念,却长久地驻留在集体意识之中。
事情尚不止于此。良渚的宗教不仅发挥着统一族群精神意识的作用,它还直接参与了社会管理与运作。在认为是王一级人物的余杭反山墓地,其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也即在最高政治层面,宗教和军事权威是合而为一的。青浦福泉山是上海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墓地,不但历年发现许多精美程度堪比良渚的玉琮,其207号墓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19 这说明良渚最重要的人物总是具有宗教身份色彩,并以这样的身份管理社会。
7.“中央”与“地方”
以上第1~第5项,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指向良渚的国家性质。第6项关于良渚宗教的讨论,把我们的视野进一步从良渚古城引向了整个良渚文化。我们已经发现,分布在如此广大地域里的良渚文化,除却它们各地的物质文化特征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外,至少在社会层面还有两点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即各地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第二,各地皆实行政教合一的社会管控。于是就自然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良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一般分为地域国家或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和城邦国家(City state)两种类型。20良渚属于哪种呢?
在去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戴向明先生的报告给我很大启发。他将良渚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与中原地区的情况做了对比,发现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建造了很多城址,但规模仿佛,似乎是个群雄并起,竞争激烈的大环境。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情况不同,它有一个最大的中心——良渚古城,各地虽有自己的地方中心,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 21 遗址等等,但规模上、规格上远不及良渚古城,甚至至今尚未在这些中心聚落上发现城垣建筑等,从而显示出某种层级状的宏观社会组织结构。中村慎一先生比较了各地出土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是实则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地方的,用这样的形式承认或分派给各地贵族的地方区域治权,反之换取后者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的辖制、控制。22
若同意这二位的分析,则良渚古城就不仅仅是一个连同其“畿内”的城邦国家,并且与其它地方的城邦并举。我们发现,它和其它地方中心的关系既明显地不对等,却又透过玉琮之类的权力象征物可把握到它与这些地方中心保持着政治的、宗教的种种联系——而且或许是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并借此把整个良渚社会组织成了一个整体。
诚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良渚古城和各地方中心的关系究竟紧密到何种程度。譬如它们是完完全全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各地方享有高度的主权自治,仅在名义上服从良渚古城里的那位领袖?不过,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注释:
① 这个估计当不过分,理由一是工程规模大,建筑所用土石是不能做到全部在工地附近就近取材的,相当部分如铺垫墙基的石块、纯净的黄粘土等也不产自沼泽环境理,而需要到远处山上开采,运输而来。理由之二是良渚人手中的工具无非石、木、竹器类,生产效率不高。据我年轻时在农村用铁锹挖渠的经历,拼死一天下来可挖6立方米土方,平常也就是日均2立方米。所以估计良渚人日均采土(石)1立方米。
② 茅山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完全公布,对其居住区上不得其详。但从皇坟头、普安桥等遗址上的发现,万余平方米的遗址上的房子数量大致如此。这类房子主要是单间建筑,面积20~30平方米,当系一个核心家庭的居所。每个核心家庭均5人当属比较合理的范围。(翻页为参考文献)
- 原标题: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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