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种特定于第三世界语境下的“思想”意义之下，文学家陈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几乎可说是战后台湾文学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经这么说，不就同时召唤出一个尴尬问题：战后以来乃至于今，台湾有“思想界”吗？但我们还是暂时让答案在风中飘吧。以我之见，陈映真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恰恰正因为他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不以“思想”为名、出名。但，除了他，还有谁，以思想之孤军，强韧且悠长地直面这百年来真实历史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断？如何理解一种“近亲憎恨”？如何理解与评估殖民统治的遗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历史意义”？如何反抗这铺天盖地而来使一切意义为之蒸发的消费主义？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如何与一种民众视野与第三世界视野联系起来？在这个荒凉的茧硬的世界中，如何宽恕、如何惕励，如何爱人？

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文学，固然在系谱上、在现实上、在对照上、在效果上，让我们肯定它是属于“左翼的”。且这样的一种“左翼的”声音与视野，在台湾乃至于在今天的两岸三地，是极其珍稀的。它为一个被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虚无主义，与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正义的、民众的、解放的，与第三世界的“左眼”。在这个重大价值之外，这个“左翼”的另一重要价值，或许是在于它更是传统左翼的一种超越。陈映真当然是生活在人间的思想者，他当然内在于这人间的左右乃至于统独的斗争，但陈映真总是有一种既内在于但又试图外在于这个对立的心志与情操。它来自哪里？我认为它或许是陈映真批判地承袭基督宗教的某种深刻精神底蕴的展现。从宗教与传统中汲取抵抗现代与当代的思想力量，是“陈映真左翼”或“陈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质。这个意义，超越了一般将宗教等同于个人信仰与解救的那个层次。

于是，体现于陈映真文学中的另一特质，是一种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没错，他的小说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说他自己的故事。纪录、理解、解释并批判这个世界时，陈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着自己。这个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双重性，使得陈映真的文学从来就不具一种说教味、训斥味，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大势的支撑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夺目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真理使徒的姿态样貌。历史上，左翼，作为另一个启蒙之子，当然也有过那样的一种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陈映真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展现了他对这样的一种“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状态的忧虑。于是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犹大左翼”这样的一种原型，指出他在“理想”与“自省”、“恨”与“爱”之间的失衡。我们当然也要读出，那是陈映真对自身状态的反省，更也是他透过反省自身作为一个谦逊的邀约，请大家一起来反省“改革大业”里的“改革主体”问题；改革主体也要自我改革。陈映真思想总是纠缠在一种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温度”来比喻陈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话，那么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书《求索》的序言里，如此描述陈映真文学，说它“总是蕴藏着一把奇异的热火与一根独特的冰针”。火，是陈映真滚烫的对世信念，而冰则是他冷悒的自我怀疑。这里，陈映真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陈映真（1985）《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收于《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范，2004）。页35。 ）那儿，陈映真又说：“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对着他的亡友吴耀忠，陈映真几乎可说是哭泣地说：“但愿你把一切爱你的朋友们心中的黑暗与颓废，全都揽了去 ……” 。（陈映真（1987）《鸢山──哭挚友吴耀忠》。收于《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范，2004）。页42。 ）陈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们体会陈映真的思想状态，不应以一种对思想家的习见冷冰理智的设想去体会。或许，我们甚至也不应该将陈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结论式地标定在一种“二元性”上。那样也可能会误导。“陈映真思想”不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也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虚无、犬儒，与绝望斗争的过程。陈映真的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