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的批评从反面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并不享有高度职业化的西方学术体制的保护（如宪法条款和大学终身教职制度保护下的言论自由，学科和话语体系"的高度分工和彼此间事实上的隔离状态所带来的"自由"和"安全"），但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像西方"文化左派"那样不得不完全地退入学院的象牙塔，失去与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对话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 "落后的优势"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尚有可能超越狭隘学科分工的限制而直面时代的重大问题，并在理论思考的同时获得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中国社会的剧烈的变动以及知识界同国家和市场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都应促使当代知识分子在理论的高度上寻求新的集体理想的表述，而不是安身于某一种话语规范来获得某种学术政治上的确定性或文化市场里的品牌效应。

既便在中－西文化交往和冲突的领域，中国文化也不应（也不可能）仅仅以"边 缘"、"弱势"、"他者"自居并以此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求得一"平等待我"的特殊"身份"。因为我们必需看到，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到"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的种种西方"文化左派"理论话语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仅仅来自他们在西方政治、权力、和文化体系的内部位置（无论这样的位置 本身有多大的差异性和挑战性）。

举个浅显的例子，这就象是说美国的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前殖民地属民争平等公民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现实中仅来自其作为美国公民的被剥夺或从未兑现的权益。但这种内部斗争的策略并不适合于古巴、越南、或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因为美国政府在对付古巴、越南、或中国人民的时候并不受其国内法的限制，后者的权利乃至生命并不受美国宪法保护。无论作为一个历史上独立发展的文明实体还是作为一个融入当代世界经济、社会、 文化生活的政治主权实体，中国及其"民族理想"都无法落座于现成的西方理论话语的框架之内，而必需建立在世界范围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上。

至此我们与罗蒂一开始沿着同一条思路，到头来却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罗蒂的美国理念似乎包含了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它必然是一种扩张性、排他性、谋求内部同一性的普遍形式。不妨说，罗蒂以反柏拉图式的逻辑理念论出发，绕了个圈子又打着美国民主的大旗走回了柏拉图式的逻辑理念论。而中国的民族理想，虽要超越低水平上的 "差异性"思维，却最终只能实现于一个价值和文化多元化的"和而不同"的新的世界性民主格局。所以说，它是以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始，而走向最终的反本质主义多元论。

循着世界性民主的思路我们走到了阅读罗蒂的第三层含义。这涉及到罗蒂与杰姆 逊两人对制度批判、历史、和乌托邦的截然不同的理解。

前面提到，罗蒂借惠特曼和杜威之口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同美国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前者把人类历史当作 "自由的成长史"来写。然而在这个关键点上，读者不难看出，是杰姆逊而不是罗蒂更完整而有机地把握了黑格尔的历史思想。

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使他始终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扩展；他对"第一世界"的分析内在地包含了对"第三世界"的广袤的地域和时间的关注。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把整个地球变成了它的"内部"的时候，罗蒂关心的是美国理念的更新及其与这一全球性变局的微妙的对应关系。但对杰姆逊逊来说，这只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的又一时机，而美国，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无情的表现方式"。

与罗蒂重拾爱国主义和社会改造理想以图重新凝聚国家理想和铸造全民共识的作法不同，杰姆逊把民族理想视为探索新的人类历史远景和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有机部分。这无疑包含了对美国乃至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呼唤，因为它们与美国同属于全球性生产方式的"内部"，它们的未来与美国的未来一样寄希望于历史的辩证运动。罗蒂的思想在制度批判的向度上早早地走进了死胡同，这不能不给他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打上一个问号。事实上，罗蒂所谓的"不爱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不认同他对美国现行制度的无限信心，甚至企图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外思考的那些人。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罗蒂推崇倍至的林肯就可以看到，对这位美国历史上的巨人 来说，民主不但意谓着体制内的改良，也意谓着打碎旧制度的人类解放。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革命和美国民主之间，真正的距离并不是地理或文化意义上的，而是存在于两种不同的大众之间。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国情就是尚未布尔乔亚化，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充分布尔乔亚化的中国大众。站在这个中国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并不妨碍中国知识分子欣赏托克维尔笔下美国民主。但它的确会让人觉得，就民主的普遍诉求而言，"不爱国"的杰姆逊比"爱国"的罗蒂更能体现那种惠特曼认为"配得上美国"的"宏大而自由驰骋的思维"。

（本文为纽约大学张旭东老师所著，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