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8．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24]。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25]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1089．宋代以文学见长（比如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树的却极少。毛泽东读他们的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他在读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时，想到宋人的策论，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读欧阳修的《朋党论》，他批注说：“似是而非”。读苏洵的《谏论》，批注说“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对苏洵所著《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26]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27]；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有绘画”，但治国无能。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感叹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28]

1090．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材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

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29]，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30]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31]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32]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33]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34]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35]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36]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37]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材。”[38]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39]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40]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41]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42]，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1091．美国“击毙”本·拉登，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就象是在上演仅有排练人叫好的大戏，大戏过后正反演员迅速消失，根本不让观众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

1092． 美国这么一个大国，用十年时间“击毙”了一个手无寸铁的拉登，而塔利班越打越多，这样的成绩，奥巴马还好意思对着全世界说美国“无所不能”[43]。

1093．右，碎嘴。左，少工。“ナ”，不大也。基辛格对毛泽东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44]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正好相反，1972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45]，不久，毛泽东要求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46]。

1094．美国金融问题的源头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

1095．高科技抵不过塔利班。

1096．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47]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

1097．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

1098．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美国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的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政府军——而不管它的领导人还是不是卡扎菲——对班加西反对派的军事压力，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反对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48]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伏埋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压力的同时，反政府“政权”也能长期存在，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其次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两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1099．人之将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于月底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专机上对中国《环球时报》随行记者谈到中美关系，他一方面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49]盖茨前半句话的真实性他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话——不管盖茨出于何种目的——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语。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将从全球范围击败和逐出雅尔塔体系的另一关键支柱国家美国列入外交目标[50]，卡特的忍让换来的后果却是“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51]。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黄盖假打成真的教训，是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1100．1985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他说的“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被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52]，随后便出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十七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