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6. 最好看却又是最糟糕的吏治是将政治家治成牧师，将牧师治成政治家。而牧师型政治家——比如李宗仁、尼赫鲁、卡特、戈尔巴乔夫等——只能做秀而不能做事。

877.“反腐”如化疗，要保持红白细胞平衡，要讲政治效果。明朝崇祯时期的“反腐”政策是很严厉的，“化疗”过度，导致政治力量失衡，结果自不必多言。

878. 现在媒体常说“让人民更有尊严”，但尊严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财富”即钱的问题，劳动者尊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集体的所有制。有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才能有尊严。20世纪30年代，鉴于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蒋介石在农村搞“新生活运动”：不触动地主所有制，只给农民“发糖”，给士兵发“红包”。而毛泽东红军则从生产关系入手，在农村搞“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去了。因为他们在红军队伍里感受到了人的尊严。所以，没有生产资料，人的活动就不能形成劳动，这时的人只是劳动的要素之一即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劳动力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就可以形成为自己生活而开展的劳动，这时的人才可称为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力，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有尊严的，而人民没有尊严的社会是很难长治久安的。

879. 培植对手民族中最无力的思想是征服这个民族的有效手段。与英国人在印度将印度式“武训”——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捧为“圣雄”的目的一样，明思宗崇桢死后，清封其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苏联解体前，西方为了鼓励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苏联解体多年后的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但这个“真正的荣誉”对苏俄罗斯民族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灾难。可以肯定，戈氏如果离世，美国也会将其树为世界级的“圣雄”，正如美国为了统治黑人，将厌恶其黑皮肤的杰克逊捧为“歌王”的目的如出一辙。

880. 这几年“坚定不移”一词用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以致都用到科学试验上了。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黄大昉，人民网2010年3月4日）。“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这没有问题，但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应用，尤其应用在13亿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上，这让人心里不踏实。自古科学应用只能建立在试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决心上。在具体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应用上，采取“坚定不移”态度的后果不仅可怕，更是灾难。

881. “文革”中有“红海洋”，主要是红旗和“红宝书”等，现在有“中国红”，主要是大红灯笼和红裙子等；“文革”中与红色搭配常用绿色，如绿军装、绿书包、绿军用鞋等，今天常用的则是只有古代帝王才能御用的金黄色，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2008奥运开幕式以及2010年春晚的开幕场面。

色彩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的审美偏好。绿色象征着生命力，所以韩愈《早春》诗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金黄色象征金钱和地位，所以黄巢不第后赋诗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言志，张艺谋用黄氏诗的用最后一句为题拍了一部电影。

882. 当前资本，尤其是其中的“买办资本”大规模让利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及其国家，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但“让利”不能只集中于分配领域，而应集中于生产领域；不能只送给农民工人生产的结果即产品比如电冰箱之类的东西，而要送去生产的原因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市场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最直接结合，才能最充分地唤发出生产力中最核心要素即劳动者身上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的高低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紧密程度为正比。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就是劳动者寻求与生产资料直接而非间接结合的历史。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直接将土地交到农民手中，而国民党则给农民和士兵以银元；共产党的士兵为家中的土地而战，国民党的兵士则为大洋、金条而战，结果共产党赢得了天下；国民党痛定思痛，到台湾后，一改在分配领域“好施小惠”的办法，从生产资料入手，搞土改并由此在台湾立住了脚。建国后，在国家垄断了市场的条件下，毛泽东送给工人农民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人民支持并由此成功；邓小平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率先将市场让渡给农民和农业，这样才有了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功。

883. 中国与欧美不同，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欧美有从南方国家剥削而来的世界资源和财富回流以弥补本国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所以他们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他们那里的问题。中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分配条件，所以，它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东方国家在没有世界财富回流的条件下共产党如何获得人民支持的学说。从生产资料领域而不是从分配领域入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比较而言，列宁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它也更接近东方国家的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884.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消费的概念，它更是一个生产的概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农民不仅是消费者，他们更是生产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表明，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和市场，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社会动荡乃至社会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只在分配领域谈论“公平正义”还是不够的，毛泽东批评这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8]。只有巩固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和市场中的主体（主人翁）地位，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在东家和长工之间，“公平正义”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于消灭造成长工身份形成的经济原因。世上鲜有长工因提高了待遇就在雇主面前有“尊严”的事。

885.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三十多年改革改得“穷人”和“弱势群体”竟成了需要国家关注的社会中的多数，这样的结果，愧对革命先烈。

886. 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写字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国家培养我们读了书，总要为国家和中国人民做些事，枪拿不了，笔再拿不好或拿不端正，就对不住先人，对不住养育我们的人民。

887. 吉，士开口。

888. 娟，如月，婵娟是也。

889. 出，山外有山。

890. 宾，家以兵为贵。

891. 学习学到一定时候，其中的问题就不是讨论能解决的。天地之妙，存乎于心。道可道，非常道。经验不到，讨论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低效。比如“老婆”一词在西方人听起来就是骂人，在媳妇听起来就亲得不得了，这要讨论起是非来，很难有结果，因为双方没有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体验；另如“疼”字，也是自己被烧后而非讨论后才能悟出的感觉，这与饿了就知道什么是“饱”字的道理一样。与夏虫不可语冰，饱汉子与饿汉子是说不到一起的。

892. 刑，开刀。

893. 罪，四非。解一：四，从网；非，不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二：音四，肆，野也；非，不正也。野且不正为罪。

894. 败，破财。

895. 背，坐北面南。月，从肉，身也。

896. 青年的人生可多用加法以支撑减法：多寻找些成长的机会是为了将来有拒绝机会的能力，这期间人俗一些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总要养家糊口，而养家本身就是很世俗的事。五十以后的人生则要多用减法以支撑加法：多拒绝些社会诱惑以保证向着人生的目标做最后的冲刺。如果这时人还很世俗，那就无可救药了，因为人生目标与世俗目的是格格不入的。跑道上鲜有进入冲刺阶段的运动员还在左顾右盼。

897. 俗事俗办，雅事雅办。

898. 关于1937年苏联“大清洗”有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维诺夫外长职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1937年发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在革命以后我们左砍右杀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存在着各派敌人的残余，在面临法西斯侵略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多亏了1937年，在战争期间才没有第五纵队作怪。[19]

如果说莫洛托夫是这次“大清洗”的“获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人物，对斯大林主义持激烈反对立场的米洛凡·杰拉斯对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评价则更为客观。1966年出狱。米洛凡·杰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中说：

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象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都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20]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鉴于写作这本书时的特殊背景以及作者的非党员身份，以及作者在写作《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时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苏联也已经历了反斯大林运动的暴风骤雨，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作者对斯大林“大洗清”的评价，应当比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更为客观；而做为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杰拉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拥护者的莫洛托夫的观点在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不谋而合，其说服力不需赘言。

899. 绝对正义需要绝对资源支撑。要造出“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需要比太阳还要多的资源。法国大革命初始时的法国人要的就是那“比太阳还要光辉”的绝对正义，其结果却是在千百万人头落地过后，法国人又推出了拿波仑·波拿巴来收场。

900.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国家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对于法、德、俄这几段历史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中国人予以注意。

1. 如陕西小吃“醪糟”，可为一证。——引者。

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页。

3. 参阅季羡林：《糖史·印度制糖技术传入中国》，载《季羡林全集》第10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15页。

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3页。

5. [宋]李昉：《太平御览·皇王部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4页。

6. 潘尼迦著，龙应明译：《印度大使使华秘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页。

7. 《说文》：靜也。从女在宀下。

8. 《说文》：定，安也。从宀从正。

9.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7页。

10.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1. 袁桷（1266～1327）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12. 转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3.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4. 冯梦龙：《甲申纪闻》，转引樊树志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

15.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6.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宣布新宪法的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转引自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17.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34页。

18.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9.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20. 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