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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关键字: 毛泽东毛泽东战略思想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美国苏联印度蒋介石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199
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现象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很难避免的。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恶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200。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201。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同保加利亚大使交谈中总结苏联的教训说:“建设了社会主义,丢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掉了人民,这是不成的。”202同样,我们的改革若不是维护而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鱼忘筌,适得其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03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204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205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206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207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208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209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八、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10。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材,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211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212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213。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有效可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14
毛泽东明白,压迫民族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们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正因此,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15
毛泽东战略思想只能为与人民在一起的政党运用。脱离人民的政党或统治者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那里的统治者是为垄断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没有人民支持,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216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17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218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219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220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221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222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223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224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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