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与西方的关系。西方由于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乃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推动了自己全方位的进步，但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借鉴是有选择的借鉴，绝不照搬。对西方经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中国震撼》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除了介绍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对了什么，同时也把中国的崛起概括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即一个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

世界上很多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它导致了对中国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这也就是说，我过去领先你的原因与我今天“赶超”你的原因之间几乎是想通的。比方说，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官员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而西方长期实行的是世袭制度。今天中国超越西方的进程中，新型的“选贤任能”制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再比方说，中国政治治理的传统中非常重视民本主义，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中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

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 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与观众互动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

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最后，再一次感谢开罗国际书展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第四次访问埃及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埃及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热情和友谊，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让我们一起努力，使这个世界变的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中国震撼》阿拉伯文版封面

（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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