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据观察者网11月20日报道，最近，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制造各种麻烦的达赖喇嘛再次按捺不住寂寞，于11月18日窜访蒙古，此举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蒙古国此次为达赖窜访开了绿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内僧侣集团的巨大压力。而美国之音则在昨天报道称俄罗斯的佛教徒准备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的“法会”，大肆炒作达赖在俄罗斯“受到尊重”。不过这次，美国之音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却也点出了达赖集团长期在蒙古和俄罗斯培植自己势力的事实。而此次达赖窜访能够成行，也露出了达赖集团在蒙古和俄罗斯长期经营“成果”的冰山一角。

11月18日，窜访蒙古的达赖抵达乌兰巴托

历史上藏传佛教与俄罗斯、蒙古的相爱相杀

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开始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皈依佛教，在青海会见了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并赐其封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由此开始了达赖喇嘛世系的传承，同时也奠定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统治地位。清朝统一全国之后，更是设立了章嘉、哲布尊丹巴两套呼图克图转世系统，总领内外蒙古的佛教事务，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系统化、制度化，成为蒙古民族特征的一部分。而随着蒙古部分部族的西迁和沙俄的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和漠北蒙古，藏传佛教开始延伸至俄罗斯境内，最远甚至达到了里海西岸，使得靠近北高加索地区的卡尔梅克成为了欧洲唯一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

红色区域为卡尔梅克所在位置（图来自谷歌地图）

1764年，沙俄叶卡捷琳娜女皇允许俄罗斯藏传佛教徒选出一位领袖，承认了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法定地位，因此被佛教徒们尊为“白度母”。19世纪末，布里亚特人彼得·巴德玛耶夫通过藏医给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治病博得了沙皇一家对藏传佛教的好感，并使巴氏本人成为了沙俄的外交官，191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一座喇嘛教寺院，标志着喇嘛教在俄罗斯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无怪乎达赖集团至今还在吹嘘其与尼古拉二世的“深厚情谊”，甚至以此编造出了沙俄是西方世界唯一与西藏“建交”国家这样的弥天大谎。

虽然，藏传佛教这种来自东方的“智慧”对于流行东方神秘主义的俄国皇室来说显然很“时髦”，但沙俄与喇嘛教“亲近”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沙俄向东向南扩张侵略，特别是向中国扩张侵略的战略服务。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孱弱，边疆危机四伏，沙俄便趁火打劫，在先前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后变本加厉，在那个布里亚特藏医彼得·巴德玛耶夫的直接参与策划下，制定了“以从海参崴到乔戈里峰的一条直线作为中俄边界”，囊括几乎所有蒙古地区和中国西北的“黄俄罗斯”侵略计划。而同一时期，英国也以印度为跳板，企图将中国西南方向扩展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西藏便成了英俄扩张计划的冲突点。因此拉近同喇嘛教的关系自然有助于俄国同英国在吞并蒙古，争夺西藏，进而肢解全中国的斗争中“占得先机”。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沙俄自19世纪末便利用自己同喇嘛教的“亲密关系”不断向蒙古、西藏派遣以喇嘛教僧侣和探险家身份为掩护，以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培植民族分裂势力，离间中央政府同蒙藏关系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特务。而他们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在他们的策动下，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利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宣布外蒙古独立，而俄国特务，布里亚特籍僧人阿旺·洛桑·德尔智则成功地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近臣”，在西藏上层培养出大量分裂分子。这些都大大加重了中国的边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