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本账户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在学术界仍然是有争论的，虽然我们从教科书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理由，资本市场开放有多么多么好，有资源配置合理化，有助于实现跨区均衡，有助于减少分帐风险等等等等，但是在实证中间，并没有发现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潜在的利益，所谓实证研究发现它不相关了。

第二个理由，发展中国家在整个金融自由化中间必须注意它的顺序，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资本市场开放是整个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间最后的环节。如果其他的改革没有完成，率先或者过于早的开放资本市场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理由，根据所谓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彻底的资本市场开放，特别是在汇率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汇率弹性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你要开放资本市场，你就会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就是在保证货币市场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会有非常难的选择。

第四个理由，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在还不成熟，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股市动荡，充分证明我们监管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不成熟，还需要很多合作。

第五个理由，中国的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大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很有可能加大这种扭曲。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都会以价格信号作为自己决策基础，如果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一定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第六个理由，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况下，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尤其不合适。因为中国今天或者现在所面临的很多短期的问题，经济增长放慢，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周期性的原因，中国有大量的政府债务，这个跟2008年的情况相比完全不一样，中国还有很不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另外，国际上，美国的加息预期正在不断强化，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环境非常脆弱。“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贸然开放，极有可能出现不想看到的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这是非常危险的。余永定先生曾经说过，不要看中国有M2，有一百多万亿，但是如果真是彻底开放了，要走的话，很快就走光了，我很赞同他。”

最后，他提出对中国当前政策决策的建议：“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开放应该放慢节奏，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加强资本管制。因为一方面，我们为了降低周期性下行压力，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需要尽力推动外汇市场改革，特别是汇率定价机制改革，我们需要汇率制度更加弹性化，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这个汇率改革应该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同时他请大家不用担心，资本市场开发程度不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唯一因素。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货币仍然可以走向国际。当时美国国内有很严格的金融管制，甚至它的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有一个利息凭证税。在那种情况下，在欧洲，美元有了更广泛的使用，中国也可以在未来几年里面首先发展广义的离岸市场。（张礼卿教授发言全文已经在观察者网刊发）

在这之后，奥坎波和提特尔曼都向大会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各种金融管制工具。

茶歇期间观察者网参会者听到有中国人说：这些拉美学者都在谈管制，而平时中国学者都在谈不要管制，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哥伦比亚前财长吉列尔莫说：“我也想提醒大家，拉丁美洲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我们在过去并不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笔者听来有一点奇怪，不知是否是同声传译有误，合理的表述似乎应该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多次金融危机的拉美，过去不是一切都做错了，而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过去不是一直都做对了。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能否做对，不犯颠覆性错误，这是对双方的重大考验。（观察者网余亮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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