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与许广平是师生恋，又是近50岁才有了儿子海婴，那么鲁迅先生会溺爱孩子吗？作为丈夫学生兼孩子母亲的许广平又是怎么做的？】

父亲在“父-母-子”的家庭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每个家庭的个体状态决定。夫妻双方怎样合作带孩子，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只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确乎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平等。

鲁迅与许广平，是师生相恋而结合。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来的深切，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初到上海建立家庭，许广平也想实践“五四”女性独立的主张，出门工作，鲁迅并没有强硬阻止，但表示如是则自己又将回到之前的独身生活状态。最终许广平放弃了工作，变身家庭主妇直到鲁迅逝世。对此许广平不无怨言，曾有“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的话。

然而，从两个人的经济收入来看，这样的安排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鲁迅其时，除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不计，鲁迅在1930年代，版税、稿费平均下来，月收入少则300元，多则近千元，抵得上两三名大学教授的薪水。而许广平在中山大学即任助教，即使能在上海找到同样职位，月薪也不会超过150元。在“男强女弱”的收入模式中，保证稳定的主要经济来源肯定能让家庭收益最大化。

鲁迅晚年，关于鲁迅“有钱”的流言在媒体上屡见不鲜。1936年曾有人虚构了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估计从鲁迅朋友那里听到不少材料，但文中强调“此老的室内有挺漂亮的家具，有很精致的煤炉，有用作消闲的五六块钱一磅的洋糖”，尤其强调“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华贵”。这种耳食之言当然没有依据，但传闻也足以反映时人的猜测与想象。

海婴的出生，于家庭经济自然不无影响。海婴婴儿期多病，有研究者统计，仅出诊费，一月平均要花费20元，这已经是一个商店职员的月薪。其余投入如奶粉，鱼肝油，也是供应不断，更如1935年5月9日日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1929年海婴出世后装了两个火炉，也只需32元，1933年买一把椅子，两个书橱，共费32元。两相对比，鲁迅在海婴的饮食玩具上投入相当大，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等闲，以致养成了海婴日后“不太会爱惜物件”。而鲁迅确乎自奉甚俭，香烟买的是五角一听（五十枝）的，糖果也是三四角一磅的廉价品。

这样一个爱儿子的父亲，又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是母亲的老师，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文人（林语堂称为“白象”，盖棺的大旗上写着“民族魂”）。这个家庭的角色分工必然有一些拧巴的地方。简言之，鲁迅对儿子的情感与时间给予是完全主动的，而许广平往往处于一种全心全意与小心翼翼的状态：

在他身边玩得看看差不多的时候了，我会提议叫海婴走开，省得误了他做工，遇着他高兴，会说：

“不要紧的，让他多玩一歇罢。”

或者说：

“他玩得正高兴，不肯走的，让他在那里，横竖我不做什么。”

那么我要察言观色，看看他是否急要做事，再看海婴是否到了适可而止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机会，或者不晓得他在忙于工作，或者以为他们父子间正欢畅地谈天，不好蓦然叫开，等之又等，才由他开口叫海婴到别处玩的时候，等他去后，也许会感慨地说：

“把小孩交给我领了几个钟头了。”

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又不敢打断他们兴致——再把小孩叫开，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他是这样的克制着，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留了。这更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

鲁迅不像胡适，只要有人带孩子便罢，百事不问。他显然明白亲子交流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然而话说回来，五十出头，又身体不好，时间的紧迫感又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上。我们固然没有鲁迅的伟大，但这种矛盾的滋味，难道就不曾饱尝吗？孩子是最实际的，谁陪他玩得多，他就跟谁亲。但是，孩子一出生，便天然该是生活的中心，一切都要为TA让路吗？似乎也不合于个性解放的要义。

这里面有一个分寸的把握，既不愿当一个冷酷的只知道工作的父亲，又不愿完全被育儿的工作套牢，这里面还混杂着对付出更多牺牲更大的妻子的愧疚（人家也是人，人家也有自己的事业）。一个现代父亲的难处，文豪尚不可避免，况我辈乎？

（本文原载文汇app 责任编辑：李勤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