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税收体制改革方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税收体制改革提出的思路是：“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

从“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方面来看，如果是正常的加强房产税征收监管，统一土地增值税征管口径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11月14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财新峰会表示，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地方税的税种，应适时推出。

房地产税不同于现在对出租房屋和企业自用房屋征收的房产税，其覆盖范围将扩至居民自住住房。该税种在重庆和上海两个直辖市已经试行多年。

但是目前房价在下行期间，如果再次增加房产持有成本，可能会让房地产业雪上加霜。以日本为例：1990年房地产见顶后到1992年六大都市跌超30%。在这个时间点上，日本政府仅仅加收了房产税中的地价税，并增加一些打击投机的新税目后，直接导致房价加速下跌，如东京核心区之后两年再跌30%，累计跌超50%。

而我国，房产租售比本就偏低，房价长期维持在600个月租金以上的水平，年化收益率仅约2%，很难承受如上海试点中0.4%—0.6%的额外税负。在此背景下推出房地产税，可能加速市场下行。

一处在建楼盘 资料图：新华网

而从“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方面来看，消费税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接近10%，此前一直都是100%归中央预算，这种情况导致了地方政府对消费税逃税查处的积极性不高。例如，之前部分地方炼油厂公开面向消费者销售只有市价一半但是不开票的成品油，以及全国数千亿级别的成品油“洗票”逃税案。将消费税与地方财政挂钩，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再进一步详谈，关于“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扩大征收范围的可行性较高。比如对游戏行业征收消费税，其负外部性与烟、酒等“寓禁于征”的调节逻辑相吻合，既为财政收入，也为调节消费行为。

国际上日本、英国也都有先例可循，特别是苹果公司的“苹果税”此前长期高达30%（今年3月15日起，在中国内地下调至25%，不过也仍很高），可见对税收承受力还是很强的。同时，随着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的推进，税收征管基础也已初步具备，对部分高利润的信息产业征收消费税已具备现实条件。

再谈“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坦率地讲：目前技术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2019年国务院就已提出“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我当时就在《困难重重的消费税后移》一文中指出，这一变动暂时无法实施；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消费税征收对象多为个人消费品，而我国个人消费领域普遍缺乏索要发票、汇总申报个税的机制，必然导致大量零售交易游离于监管之外。

菜市场 资料图：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部分品目”，暗示选择性推进。但即使选择高价值、易管控的商品，只要仍在“以票控税”框架下，技术障碍依然存在。生产企业尚可通过水电人工、机器能耗、原材料产出率、副产品产出比例等工业评估方法进行核验，零售环节则因销售点海量分散、个人消费者缺乏开票习惯和动力，监管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如果要通过消费税后移来解决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必须解决税收金融监控这一中国财政终极征管堵点。

四、期望

我国作为全球货币电子化比例最高的国家，拥有比20世纪中后期实施金融监控国家强大无数倍的信息技术，却在只需将银行交易凭证与发票系统打通即可实现的税收监管环节迟迟未能突破，令人费解。

唯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信息孤岛，才有可能实现全面税收金融监控，从而构建现代财税体系，在不改变现行税收基本框架的情况下增加税收收入，真正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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