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社会契约论理论：因为一个人收入越高，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所以应该对社会的补偿越多；还是进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分化的传统说法；甚至效用论中“同样的钱对穷人效用更大”等多个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可以对直接税进行合理解释。

所以，总税负一定的情况下，增值税这种间接税比例越大，越穷的人税收占收入比就越高，税负的痛苦指数也就越强。因为把吃饭加个鸡蛋的钱交税和把买游艇的钱交税痛苦程度是不一样的，哪怕后者金额更大。

我国这次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目前社会贫富差异悬殊的矛盾，最终可能还是要像主要西方国家一样，走以综合性个人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道路，一直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只能增加贫富差异。

最后，从税收征管的实操上讲，增值税发票比营业税发票的监管要更加有效。

众所周知，我国由于税务部门无法对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信息进行全面监控，所以导致企业两套帐横行，假票泛滥。增值税发票系统虽然无法破解两套帐，但是至少可以保证企业进行抵扣的专用发票基本上都是真实的，特别是近两年通过系统升级，建立增值税底帐系统对所有票面信息进行比对，杜绝了“洗票”这个漏洞。而且现在普通发票也要求必须录入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杜绝了以前有企业向不达起征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数十亿普通发票而税务局竟然没有察觉这种尴尬。

随着金三上线，大数据逐步应用，以后可能会出现通过企业接受发票信息和个税申报信息比对企业所得税成本费用进行预警，从而将发票信息比对应用从增值税扩展到所得税等方面。

但是仅仅靠发票信息来杜绝偷逃税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至少最简单的两套账和工资大部分为发票报销额度这两招，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顽疾就无法克制。

印度去年“废钞令”，让把现金存银行以打击避税，就说明印度税务局可以监控银行个人金融信息，对财产来源不明的个人纳税有个人举证责任，而这两点我国都没有。美国二战的时候也是没有金融信息监控，逃税逃得一塌糊涂，连爱因斯坦都说：“世界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就是个人所得税。对没有逃税的人课以重税，对逃税的人熟视无睹。”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就建立了全面的金融监控体系，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后，我国还是无法实现美国六十年代的税收信息获取。银行系统一直以保护储户信息为由，拒绝税务局对金融信息自动获取。

说实话，税务局现在的系统可以直接看到企业所有购销信息，纳税评估十年前就开始用原材料配方、产成品产出率、副产品与产品比率这些信息来反推逃税了，税务局连产品工艺配方都知道，要你金融信息能透露什么客户隐私，没逃税的客户金融信息和发票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逃税的违法行为为什么要包庇？

而现在税务局想要获取金融信息，是发现企业有问题后由县区局局长（个人金融信息为地市局局长）签字后去银行调取，和建国的时候一样没有体现任何信息进步的痕迹。税务局需要的是获取全面金融信息后与发票信息比对，从而发现逃税的线索，而不是像现在发现逃税的企业后才通过金融信息比对。

当然这方面我国也不是没有动作，据相关新闻报道，财政部部长肖捷8月29日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已经商议通过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体系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体系建设，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体系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大概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强化安全科技保护，推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相信全面金融信息监控在近几年内必然会实现。

总之，我国从营业税全面过渡到增值税，经过了从1993年到2016年漫长的23年时间，同时这段时间也是我国经济腾飞，经济环境快速发展、税收公平性逐渐重视，税收征管水平全面提升的二十多年。虽然营业税已经消失，但,税收改革的路途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税务人仍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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