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清史研究包涵着许多传统议题，如清朝与明朝宫廷结构与制度的异同，超大疆域的控制与民间治理的得失，满汉关系的持续纠结，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等等。持续沉浸于传统议题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比如有些学者总是喜欢刻板地强调明清两朝的连续性，仅仅把清朝统治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对明朝体制的再现与模仿。甚至清朝被反复诟病的一些现象，如满汉冲突引起的民族压迫，也被断定为满人受文明浸淫的程度不够，这是“汉化论”的核心观点。

《雍正帝临雍讲学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最近几年强势崛起的新清史则强调清朝与前朝主要是明朝制度的差异性。由于清朝是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同时又实际控制着有史以来最为广大复杂的多民族共存的疆域空间，这两个条件恰恰都是以往汉人王朝统治所不具备的，故在西方学者眼里，清朝呈现出了一种貌似西方的帝国气象。在我看来，这两个极端论述均有失偏颇，很易为对方的批评留下口实。

当代一些学者大致沿袭了宋学家们的看法，即以宋明王朝模式衡量清朝统治之得失，同时以汲取儒家意识形态的深浅程度作为判别文明优劣的唯一标准。他们假设，以汉人为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学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其它民族要想入主大统，就必须以汉化作为基本前提。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宋以前儒家对基层的控制力是极其薄弱的，它只不过是上层王权争夺统治正当性的工具，并没有在乡村治理层面加以有效运用。至少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儒家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当朱子撰写《家礼》，率先把儒家礼仪灌注于乡村基层，才得以使普通民众有了接触道德教化的机会。可在此之前，儒学凭借什么样的渠道向下渗透呢？总不能仅靠个别“循吏”心血来潮式的短期推广就遍地开花了吧？

也就是说，在宋代以前，并不存在有说服力的儒学制度化普及模式，所以，所谓的“汉化说”只不过是宋人构造出来的一套想当然的儒家理想话语，对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看法明显高估了儒教统合政治与社会资源的能力，容易堕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

而且我们要知道，“汉化论”背后隐藏着一套令人尴尬的历史逻辑。宋代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被北方的辽金政权进逼勒索，军事上屡战屡败，领土日益缩窄。钱钟书先生有个幽默的比喻，他说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强大，宋太祖睡的还是卧榻，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了。

既然“一统”格局终成一梦，宋人自然要加倍努力培植文化优越感，突出主张种族之间的交往不应以武力取胜为准，想借此面对辽金威胁时仍保留心理上之优势。“夷夏之辨”在宋代兴盛，即起因于疆域狭小引起的自卑感，也与宋儒企图用文化优势弥补军事衰败的脆弱心理有关，对此微妙的局势论者不可不深察明辨。

儒家文化固然在宋明时期以相当稳健的姿态向宫廷和民间进行双向渗透，最终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但仅凭源自“夷夏之辨”影响的“汉化论”不足以明了清朝如何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很容易拘囿在对异族的妖魔化想象里不能自拔。从而无法理解清朝何以能够实现《春秋公羊传》中预设的“大一统”格局，以及重新构造多民族共融共存局面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往远了说，植根于宋人舆论的“汉化论”同样无法解释汉唐王朝形成的历史特点。自古以来，种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并非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而是因时而变。自秦朝一统天下，来自西北的秦人就有混血夷狄的嫌疑，唐人身份杂糅胡汉已几成定论。故陈垣先生在《西域人华化考》这本著作中谨慎地使用了“华化”而没有沿用“汉化”的表述，我以为是相当明智的选择。

《步辇图》（局部） 唐 阎立本 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一种极端的论述源自新清史，新清史假设清朝是与明朝完全不同的王朝实体，力主沿袭拉铁摩尔“从边疆发现中国”的奇特思路，把清朝的历史看作是“内亚性格”的展示，是一种征服王朝的类型。新清史聚焦于中国是否为“帝国”的讨论，也是力图把清朝对西北版图的治理与西方的帝国统治特性相接榫，据此联想两种帝国形态的异同，以摆脱对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依赖。

比如他们热衷于考证在欧洲人的眼中，何时中国成为了一个“帝国”，在他们看来，十三世纪，虽然马可波罗已经称元朝为“帝国”，但马可·波罗以契丹语（Khitan）Catai一词指称的帝国，指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 Mongghol ulus），位置在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指的中原地区。

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中国古代的畿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