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经济效益的政治含义

接下来，我们需要仔细讨论一下，俄罗斯世界杯所反映出的当代俄罗斯体育背后怎样的一种政治经济逻辑。

2010年获得世界杯举办权时俄罗斯的考虑可能主要是在于营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大国形象，这和2004年起克里姆林宫力推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工程颇有类似之处。但形势比人强，当时的俄罗斯人显然没有预见到新冷战的幽灵会再度在欧亚大陆徘徊，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在这八年内离跻身世界经济五强的梦想反而越来越远。曾任普京的助理、政治学家苏尔科夫前一段时间甚至发出俄罗斯注定百年孤独的感慨。

可以说，国际、地区和国内层面上的形势变化都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世界杯议程，也决定了莫斯科必须要打好世界杯这张牌，从中谋求最大化的政治—经济等利益。

首先，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进口替代战略取得部分但仍较为有限的成果、走出宏观经济危机但始终未能解决结构性弊端的俄罗斯对世界杯经济学有足够期待。俄罗斯主管经济的政府高官认为世界杯可以给俄经济带来2％的增长，并且在未来十年都能够发挥持续效应。

在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开端之年，世界杯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若真的如同克里姆林宫评估的那样成功，则可以为普京未来六年内执政赢得更为有利的政治—社会环境。

某种程度上，对本届世界杯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其经济效益的美好预期跟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总体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2017年，俄罗斯经济终于走出了“零/负增长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从此告别了被部分经济学家批评为“有增长无发展”的旧模式。中长期内俄罗斯经济几无可能重归普京头两个总统任期内的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的大趋势很难修正。

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时曾在媒体发表7篇长文作为施政纲领，重提2007年由普京亲信格列夫牵头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GDP提升至世界第五这一最核心的指标。

普京今年3月1日发表国情咨文再次重复这一愿景，但落实时间再度推迟，且被外界普遍认为很难达成预期目标。

当然，我们注意到，普京今年以创纪录的高票赢得第四次总统大选的胜利，克里米亚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十八年内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权力公式开始被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规则所替代。某种程度上，普京已经完成了执政正当性来源的转换，收回克里米亚使嵌入俄罗斯政治传统的领袖评估和认知模式重新发挥作用，使得他可以无需过多倚赖经济因素。

与此同时，普京政府还是很重视经济议程。如果新的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经济上表现出足够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普京来说一定可以提供更扎实的民众满意度和支持度。由此，普京本人对本届世界杯十分看重，希望借此拉升处于颓势的俄罗斯经济。

近年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办大型赛事，尤其是必然需要的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投资成本的回收。相反，亏本倒是主办方面临的常态。即便如此，俄罗斯此次还是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世界杯对俄罗斯经济的正面贡献，这本身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创造新、老“近卫军”的获胜集合

第二，主办本届足球世界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另类的方式部分消解特定政商关系结构中的寻租弊端，提供给各路精英新的分利机制，使普京体制的稳定性得以加强。

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开始启动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经在普京团队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老近卫军”慢慢淡出政治舞台，“新近卫军”接班上岗的态势已经形成。新团队中部分人属于政治新人，但更多的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序列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成熟技术官僚和一部分子承父业的二代精英。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图/东方IC）

新旧精英的渐进式转换同样意味着寻租利益集团的局部调整，也必然带来一定范围内的利益重组。

由于权力—产权共占同构的传统政商关系结构在普京时代同样发挥着作用，普京的亲信和朋友在不同战略产业内都拥有足够的话语和实际权力。被评论界称为普京政治局2.0版及与之匹配的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组合的更新升级，必然带来安抚旧精英和稳住新精英的双重任务。

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尽可能地减少新旧转换可能带来的局部动荡、重新分配内部的资源和红利、最大限度地创造获胜集合（win-set）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