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体系重组背景下的外交转向

本次胜利日红场阅兵形式上的一大变化还在于，应邀参加庆典的外国领导人和外军代表团的调整。这恰恰折射出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最新序列和俄罗斯-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紧张。

2010年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红场阅兵时，外国步行方阵只有三个，其中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加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构成了独联体成员国阅兵分队，走在外军方针的第一位。紧随其后的则是由美英法加上波兰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方队，这至少部分弥补了英法美三国领导人均未出席的遗憾，部分重现了二战期间在同一阵营下并肩奋战的真挚友谊。曾为苏联加盟国一员的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编队则位居最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场无疑给那场庆典赋予了政治高度，其他20余国领导人的分布也有很强的代表性，象征着和解、和平的共同愿望是全世界的共识。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红场阅兵式上的领导人们

时隔五年，俄罗斯还是那个俄罗斯，但参阅嘉宾的阵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集体缺席，象征团结一心的欧洲战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国方阵彻底消失，将俄视为侵略者的乌克兰不再派兵捧场，并声称将参加阅兵视作对俄罗斯变相的声援。独联体其他国家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缺席，新增补的是一向被认为摇摆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阿塞拜疆。倒是中国、印度和蒙古方阵的出席，多少显示了俄罗斯自2012年以来推行的回归亚太政策的成果。塞尔维亚的出现最多表明俄在巴尔干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掩盖俄在“欧洲化”明显的中南欧这一传统势力范围内，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西方主要大国对待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态度前后剧变，恰恰是整个俄罗斯-西方关系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乌克兰危机以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五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重视中国崛起引发的不确定性威胁，因而希望拉住俄罗斯与土耳其这些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国家，构建布热津斯基设想的“大西方”，制衡中国的快速崛起，以避免地缘政治上陷入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陷入历史性衰败。在此背景下，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建立、俄美关系的重启都标志着塑造全新俄罗斯-西方关系的一次尝试，因而双方更乐意通过红场阅兵等方式显示彼此的一致性、共同性。当然，与处于考察期的俄罗斯进行有限的考验性合作，决定了观摩红场阅兵的西方代表团之构成，但毕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相互接近。

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或许真有可能在新旧国际体系的过渡期内找到一个更有利的位次而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甚至重演当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将俄重新带回国际政治核心的历史。

但现实情况是，乌克兰危机系统性地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基本面，美国等西方领导人的缺席就是试图通过孤立与集体抵制，表明他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甚至试图上升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一场针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总批判。

这种道德审判的核心逻辑，在于否定和打击普京政权的正当性，矮化和贬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在事实上重复了类似于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不协调场景。就其本质而言，这一集体行动依然延续着西方对俄实施制裁的基本理念——借助对普京政权的竭力排斥，激励俄罗斯民众在危机下奋起抗争。

面对西方的步步进逼，俄罗斯采取了类似索契冬奥会的行为，广为邀请对俄立场予以理解乃至支持的诸多国家出席，形成非西方的新伙伴关系体系，彰显自己获得的国际承认和支持。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领导人出现在阅兵式现场，更是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柔而不弱的回击，从而挑战了西方话语中的国际法准则，尽管这一事实可能会对参加阅兵但并未公开承认阿、南国际主体地位的其他国家制造小小的麻烦。

无论如何，红场阅兵参与方的变化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俄罗斯合作伙伴体系在乌克兰危机这一大背景下的结构性重组，也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以东方平衡西方、以陆权抵制海权、以边缘地带对抗霸权中心的历史开始回潮，但俄罗斯转向亚太的步伐有可能超越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变得更为主动。

让真正的和平与合作来得更快更猛烈些

有意思的是，从刚刚得到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到这个庞大国家骤然解体后的继承国俄罗斯，都把红场阅兵当作一个无可比拟的象征符号，通过其外在形式的转换，表达着同样或近似的内政诉求和不同的外交选择。无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如何转换、精英集团如何递嬗、经济形势如何变幻，红场阅兵始终如一地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不同时期相对稳定地动员和形塑着俄罗斯的世界观、安全观和伙伴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并且在事实上还构成了俄罗斯执政当局合法性塑造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红场阅兵已经变成了一种外部世界只能理解而无法衡量的信仰。因而，对于普京当局而言，红场阅兵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肌肉秀，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政外交诉求、带有风向标意义的仪式和信仰。历史记忆只是其外表，而现实的权力政治才是其内核。通过一场看起来耗资不菲的盛大庆典，普京当局获得的不仅是国内民意的再一次凝聚，更是对西方不要轻易动俄罗斯奶酪的一场有效警示，也向后苏联空间内与俄亲疏不一的各类伙伴国家送上了一份避免重蹈乌克兰覆辙的有形劝说。

或许，普京主导的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红场阅兵有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诉求或将更为警惕；本地区的中小国家可能更为担心俄罗斯的强势外交损害其主权利益。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支配下，红场阅兵对普京当局而言绝对是一件超级划算的政治行为。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和中国三军仪仗队作为主嘉宾首次亮相红场，塑造出中俄互为战略支撑的格局日益稳固的意象，势将增加俄罗斯与西方对话与谈判的筹码。

问题在于，当战争记忆通过纪念仪式化为现实政治的重要部分时，我们更期望对和平的诉求超越对仇恨的回忆、对合作的期许超过对抗衡的冲动、对伤害的忏悔超出对胜利的饥渴。换言之，一国之庆典不应成为他国之毒药。在此意义上，弥合对立双方的立场差异、共同回归二战盟国的合作精神、为人类的持久和平作出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可能比这一次红场阅兵展示的横亘在彼此间心灵与物理层面的鸿沟更为重要。

乌克兰危机是一场让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都伤痛彻骨的悲剧，它的久拖不决只会让彼此伤害更深，导致和解与合作遥遥无期。要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甚至持续震荡欧亚地区局势，明斯克协议的路线图理应得到各利益攸关方的全力支持与坚决落实。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后，张伯伦回到伦敦即得意忘形地对欢迎人群挥舞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协议，宣称“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我们希望，此次红场大阅兵不至于影响到诺曼底四方来之不易的协议，历史上的悲催故事套路不会在欧亚大陆重新上演，而真正的和平与合作要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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