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解体了，全世界都在探究其解体的原因。

随着国际风云的变换，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历史有其自己的解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原属苏联阵营而现在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东欧国家”更是对过去的对苏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很多纪念二战法西斯战争的苏军纪念碑被推倒了。美西方对苏联的认识依然受其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

而俄罗斯国内，对苏联问题很关注，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和专著，但对苏联历史作用的评价，仁者见仁，不同观点针锋相对。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苏联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话题，比如，这次俄美阿拉斯加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故意穿了一件印着“CCCP”（苏联）字样的毛衣。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8月15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抵达阿拉斯加时，身着印有“CCCP”的毛衣。

我6月份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该论坛是讨论文明互鉴的，当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坐在我旁边，她讲的主题是世界需要和平，她用很长时间来叙述一位年长的女作者所写的她家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900天期间的经历。扎哈罗娃当着作者和大家的面在朗读作品时流下了眼泪。今年正好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代价是有深刻认识的。

四

我们国内有一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苏联问题，但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中微观来看，都有许多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经常在主流的报刊上看到或从一些学者的讲演中听到“前苏联”这个词。这表述其实是不对的：苏联就是苏联，就像不能说罗马帝国是“前罗马帝国”一样。后来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前苏联”这词，最早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媒体把它翻译过来，并沿用至今。

再回到“苏联，苏联”系列译著的讨论上来，这三本书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苏联的变化情况。《增长率的背后：苏联发展速度探因》的作者认为俄国具有“缺失的先决条件”，“沙皇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要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会像拉丁美洲或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那样贫穷落后”，“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的命运将介于印度和阿根廷之间”。从1928年到1970年左右，苏联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1970年以后，苏联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主要外部原因是冷战，苏联将大量研发资源和民用创新转移到军事领域。“苏联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高层的指令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并不正确”，经济停止了增长，“苏联体制早期的优势变成了它的巨大弱点”。作者试图从增长率的视角以大量数据来揭示苏联演变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英国有一个外交家，他在搞外交的时候就觉得苏联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这在西方是很难得的。他离开外交界后，出版了《苏俄史》。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E·H·卡尔。他在《历史是什么？》专著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今天研究苏联历史，也要意识到苏联历史学家需要与苏联历史事实进行不间断的、互为作用的对话，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

苏联问题，不仅需要学术研究，更需要我国社会各界都加以关注。苏联解体了，但苏联所留下来的教训，却是中国的一笔巨大外在财富。我们越理智越深刻地汲取苏联教训，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越顺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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