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其他报刊和各省、市、县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也有许多紧跟形势，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从蛇口码头乘轮船前往珠海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可惜，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这些话，没能够成为战略思路和方向。中国当时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也就没能够得到纠正。中国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给力加速，只有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据有关数据显示，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这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低谷。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通货膨胀尽管从1988年近19%的高危状态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心惶惶。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承认：“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邓小平对此当然不满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中国是一个习惯于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国度。“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不得安宁。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许许多多同胞、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也都忧心忡忡。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他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重要谭谈话时，作者站在邓小平后面以便做好记录工作

1991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其开篇就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接着又接连发表三篇评论，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