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远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战时，美英苏同盟国集团与德意日轴心国集团进行了殊死搏斗，战争被定义为“自由”战胜“法西斯”，势不两立，绝无互相认同。那时的“西方”，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被人们送进了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盟国”的事业和“盟军”的胜利，都在期待“自由”和“解放”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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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形势突变，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历史一夜之间恢复了原貌，“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被重新提起，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又共同集合在了“西方”的旗帜之下，后来甚至还包括了日本这个地理上的远东国家。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才是当下真正的“他者”，“盟国”关系结束了，“铁幕”将其一分为二了。现在的“我们”又回归为历史上的“基督教国家”，“西方”必须通过与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的“他者”对立而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外造”，一个新的“西方”——以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美英加澳新）为主、包括了臣服者部分欧洲和日本的一个国家集团统称——通过与非常真实的“他者”的对立，而获得了自身的真实性和内在同质性。

由于二战结束后被西方所确定的“他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铁幕”以东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另一个是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即“第三世界”。所以，这个被双重“他者”所决定的西方也被创造成了一个双面结构——一面是“自由”或“正义”的化身，面对“专制”或“邪恶”的敌人与之战斗；一面是“先进”或“文明”的化身，领导“落后”或“野蛮”的世界走向光明。

铁幕（图/Final Review Project）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早在战前，一些试图阻止这场“欧洲内战”的知识分子就努力致力于创造出关于欧洲“自我意识”的想象，试图为其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标准给出某种定义。在那个时期，关于“西方”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欧洲人的先祖到底是谁？这类问题，还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问：“我们自己，我们欧洲人，如果我们不是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愿把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大森林里的野人视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么我们又是谁呢？”（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

这个设问，即反映了西方缺乏内部同质性而必须依靠外部“他者”来“外造”自我意识的困境。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蓬勃生长，而“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却还在各种理不断剪还乱的观念纠缠当中，前者压过了后者，结果就是英法一方以“保卫文明”的名义投入到了针对“野蛮人”德奥同盟的战争中。

再往前追溯，还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在帮助“西方”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外造”作用。

近代之前，西欧是一个处在文明边缘地带的地区，南欧的地中海城邦国家与北欧森林里的蛮族部落，从文明上根本就是对立的，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认同，“西方”的观念完全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穆斯林世界这个“他者”的出现，“西方”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世纪才能出现。

英国学者马克西米·罗迪逊说：“远在其成为一种问题之前，穆斯林就被当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了”。“伊斯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绘制的，而是来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渐演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敌人的特征和形象，从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军东征上。”（《欧洲的东方神话》）

这个看法可以得到很多支持。实际上，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西欧基督教国家进攻东方，而不是穆斯林世界进攻西方。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其时的西欧对于东方世界毫无吸引力。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写道：“在西欧的所有敌人当中，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华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封建社会》）另一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也认为：“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能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欧洲经济史》）

“外造”不同于“内生”，由于“西方”这个观念自身没有什么历史文化根基，难以自然产生并自成一体，所以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而创造出来，而且随着“他者”的变换不断改变自身的定义和内涵。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殖民地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先后扮演了“西方”的“他者”对立面，协助了“西方”神话的缔造。而在“他者”形象并不显著的时期，“西方”的观念就会自行破碎，甚至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