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金融”

有一个事实意味深长：在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里，只有中国的货币叫做“人民币”。正如这个事实所体现的，中国的金融力量，也是世界金融力量中唯一的“人民金融”、“红色金融”，与西方国家的“资本家金融”、“新贵族金融”、“新殖民者金融”不属于同一类。

金融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习近平主席在此次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

这指的正是对金融力量的正确运用，即让金融体系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并形成一种彼此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体系，而不是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超速金融扩张。

这也是“人民金融”、“中国金融”与“资本家金融”、“西方金融”最主要的区别之一。简单说，前者关注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后者关注于短期套利；前者兼顾多重目标，后者只管超额回报；前者致力于普惠大众、服务人民；后者属于资本家独享、富人专用。

什么是短期套利、超额回报、富人专用？去年6月IMF的三位经济学家在该组织的F&D杂志上撰文承认：自1980年以来，在超过50多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出现过大约150次左右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而其中约有20%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大幅度的产出下降。

在这些国际金融资本进入的时候，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按照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药方”，来为受援国提供服务的。但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投资者只管自己的套利，根本不会考虑对象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

对于这种为祸甚烈的“资本家金融”套利活动，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将其称之为“新时代的鸦片战争”，建议设立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检查确定银行和基金买卖的金融产品是否“适合人类服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而“人民金融”则与此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会显出重大区别。

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的对外援助原则：

二战后担任世界银行集团主席的尤金.布莱克为美国制定的对外援助原则是：“我们的对外援助计划确定要让美国企业受益。主要的三个方面的利益是（1）对外援助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一个实质性和即时性的市场；（2）对外援助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开辟新的市场；（3）对外援助将各国的国内市场导向自由企业制度以便美国的商户落户发展。”

2015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在约翰内斯堡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文件中说：“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发展经验、适用技术、资金、市场等相对优势，有助于非洲破除基础设施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制约发展的瓶颈，有助于非洲把丰富的自然、人力资源优势和潜能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惠及民生的成果，加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好地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两者的差别，泾渭分明。但无需讳言，即使是“人民金融”，也要追求资产的增值和利润的最大化，甚至也会有通过前期投资和援助培育产品和服务输出市场、国内公司海外扩张市场的考虑，然而，前提仍然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