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革命是静悄悄的，不像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或者说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立面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其目标同样高远，其规模同样宏大，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国际资本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

2005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项目”(Class Project)，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经历了二战后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的双重压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的一次强力反扑，是其阶级统治权力的恢复。诺姆·乔姆斯基和罗伯特·迈克杰斯等人的看法也与之类似，在2000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作者写道“新自由主义……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金字塔的顶层，他们通过控制美国及整个西方集团的国家力量来统治全世界。于是美国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中心”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者。

与当年世界左翼运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旗帜正好相反，这一场世界右翼运动以“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三化”为旗帜，试图将全世界所有地区都改造成对于资本和贸易自由开放的市场，同时也将全世界每个人都改造成拼命工作拼命花钱的“经济人”。

相较于左翼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力量，右翼革命者借助的却是更强大也更持久的资本力量。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财富向最富阶层的集中，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业，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的崛起。这一批富可敌国而且政治影响力超强的巨型企业，主导了整个公共生活。于是，传统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二元对抗，现在变成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三角关系。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不仅只是实现了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重建，而且通过巨型企业反过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一新型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改变，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

这就是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由巨型企业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通过强大的资本力量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为目标的新一波“全球化”。

然而，这场世界性运动同样不能成功。因为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即使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也同样越来越不堪重负。在国内，“自由民主人权”这一套“政治正确”很快也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桎梏，政治上的党争难以调和，政府陷入“否决政治”，大量明显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改革却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法进行，大量明显害人害己的坏事也都冠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

而在世界上，无论是推广美式民主、主导“自由进程”，还是打击“邪恶轴心”、遏制围堵中国，要在当今这个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上重塑世界秩序，更需要难以计算的巨大财力物力。事实明摆着，美国虽富甲全球，也同样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正如特朗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只在中东一地，美国就已经花费了6万亿美元，这笔钱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预算的两倍！

就这样，事情终于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历经了里根时代、老布什时代、克林顿时代、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时代，长达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特别是由于中国的高速崛起，西方新自由主义遭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严重受阻，距离最初的一统全球的目标反而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乏力，国内贫富差别越拉越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滑，贫困人口有增无减，问题积重难返，社会冲突不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左翼革命也好，右翼革命也好，无产阶级的“全球化”也好，资产阶级的“全球化”也好，一旦输出革命的成本大大超出国力所能支撑的限度，任何形式的“世界革命”最终都将无力为继。

川普应运而生。他称自己的竞选为一场“运动”，以此召唤起所有没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美国人、所有实际上成为了“新自由主义革命”受害者的美国人、所有凭自己的实际感受和生活常识就知道美国走错了路、干错了事的美国人。

他从颠覆各种“政治正确”开始，放弃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宏伟目标和远大抱负，呼吁回到美国自己的事情上，关注最基本的经济和就业问题，推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修改移民、医保、税务等方面的政策，重新搭造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平台。

就这样，鬼使神差一般，2016年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来到了与1978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非常相像的一个时代转折点上。这就是“特朗普语录”与“邓小平论述”之间表面上具有惊人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但为什么特朗普成不了邓小平？

这又是一个大题目，限于篇幅，本文只点出几个要点，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展开论述。

第一、邓小平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推动中国的改革时，凭着经验和智慧闯过了一系列重大关口，事后回顾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特朗普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政治事务的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单靠小聪明没有用，特朗普不是天才，不可能生而知之，到了关键时刻，他不一定能过关。

第二、邓小平来自与毛泽东相同的领导集团，而共产党连续执政也保障了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性，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包括了一些路线和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意识形态上的大摇摆，也仍然能够保持住政治上的基本稳定，和中央集权的基本稳固，使得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有序进行。

而特朗普没有这个条件，他这一次的胜出，并不是代表共和党击败了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美国广大的中下层击败了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内的建制派和精英层；这就意味着，他的改革注定要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严重分裂的局面中进行，甚至要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精英集团的敌对和反抗下进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分裂程度逐步减轻，然后寻求妥协，最坏的情况将是美国愈演愈烈的四分五裂。

第三、邓小平的改革，充分利用了当时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平心而论，与“新自由主义”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大大受益于这场革命。如果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开创的世界经济局面视为一个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开放的“股市”，那么四十年总盘点，中国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中国“跑赢了大盘”，GDP年均增长率高出世界经济平均值6个百分点，比美国和西方这个“做局者”还要高出很多。

相比之下，特朗普也没有这个条件，他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美国经济已经与“全球化”紧紧融合在了一起，美国企业得自于海外的利润远远高于得自于美国本土的利润，所以，退出“全球化”对于美国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差不多相当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四、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但是，美国人民不同于中国人民，美国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邓小平当时推动改革所借助的各种来自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外力，特朗普也统统都没有。当然特朗普也会借助于来自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种种外力，但有没有这个本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之，特朗普虽然站在了当年邓小平站到的历史起点上，但他却成不了邓小平。他的改革能否成功，最终还是要靠那一句念了两百多年的老经文：愿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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