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新自由主义革命40年，在资本自由化的名义下，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进出，共计在50多个国家里制造过大大小小30余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4] 从美洲的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到东亚的泰国、韩国、印尼，再到中东的利比亚、伊拉克和东欧的前南斯拉夫、乌克兰，乃至大国俄罗斯，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为什么唯独中国屹立不倒？

40年里，中国自1992年起连续20余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2003年和2014年两度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没有因此而丧失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

40年里，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也和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众多新自由主义信徒，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信程度比西方老师还有过之无不及，在某个时期几乎确立了话语霸权，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全盘西化？

40年里，中国自1984年确定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国内的改革即开始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三化”方向发展。1993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的强调，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步步加深，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已有很多学者的著述，在此不再赘述。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最后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做到了其他国家没能做到的事情，不仅成功抵御了历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成功捍卫了自身的经济主权，不仅成功坚持了自己的中国道路，而且成功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在所有这些前提条件之下，中国从容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高速崛起。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跑赢”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杭州峰会20国，中国是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着全部19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中国又是唯一拥有最完整政治主权的国家，面对着所有19个在不同程度上被资本所控制的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只强调“新的起点”，只说“再出发”，不搞零和竞争，不搞秋后算账，继续采取合作的姿态。

二、“新起点”论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清算

其实，中国未必没有理由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罪行清算。因为这40年来，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革命”并肩而行，互有好处，但是，来自“新自由主义革命”大本营的针对中国的进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本营的主体，就是那个被称为“资本国际”的、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跨国企业群，其中包括主要位于美英法三国的几十家金融机构、几百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一千多家相互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5]

“资本国际”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主要依靠两个无与伦比的霸权，一个是由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这“三驾马车”支撑的金融霸权，一个是由西方智库、出版界、影视界、媒体等思想文化中心支撑的舆论霸权，两个霸权相互配合，一硬一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对于这两个霸权天衣无缝的配合，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写道：“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

正是如此，“资本国际”运用金融霸权洗劫全世界，即使运用了最强盗、最凶狠的手段，后面自然会有舆论霸权来收拾局面，粉饰太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失业率韩国上升了4倍，泰国3倍，印尼10倍；贫困人口韩国翻了3倍，印尼翻了1倍；国内生产总值韩国下降了6.7个百分点，印尼13.1，泰国10.8；危机过后三年，印尼GDP仍然比危机前低7.5%，泰国低2.3%. [6] 而在危机过程中，“资本国际”是如何作为的呢？“IMF起初告知亚洲国家开放市场给短期活跃资本。这些国家照做了，钱流进来了，但一眨眼又流出去了。IMF然后说，应该提高利率、紧缩财政，由此便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IMF又迫使受影响的国家以折本价甩卖其资产…甩卖过程由一些金融机构一手操控，而当初正是这些金融机构拨出资本促成危机。”[7]

对于如此公开的“连环套”式洗劫，西方学者和媒体给出的解释却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以及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腐败关系，也就是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所以才会如此！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当然是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