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太阳花学运”暂时告一段落，而围绕这场运动的思想探索似乎刚刚开始。

这场运动最令人迷惑之处，在于它是一次民主形式的反民主运动，寒竹的文章《太阳花学运能代表台湾民主吗？》对此论证得很清楚，舆论界也逐渐形成了共识。在不约而同地指出学运明显违背民主原则并严重破坏法治的种种事实之后，随着运动接近尾声，评论者们陆续转向了更深层次的透视，如该次运动的反中、媚美、台独、独台，甚至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资本主义等等方面。

转向过程中连带出一个问题：学生们自己是否有此意识？他们是否明白自身行动的意义？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明白，于是出现了“行动层面一百分，思想层面太薄弱”之论。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认为是批评者本人思想太肤浅，没有看到作为运动骨干的“职业学生”们并不那么简单。

学生们打包撤出他们所占领的“立法院”

就像是要回应舆论界的争论，运动收场时学生领袖借盘点战绩之机宣布说，除了各项具体成果，“无论从民主宪政层次或国际的地缘政治，此次运动所达成的效果更为惊人，远超出预计。”

此言大有深意。学运领袖居然对于自己的行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事先就有所“预计”，对其效果还有事后的评估，仅凭这一点，就决不能认为他们“思想薄弱”。

联系到早前曾有媒体爆料，林飞帆凌晨4点还在议场“手里拿著《柄谷行人谈政治》等书与人讨论”，有人就此推论，一向倡导小区域个体的团结与对抗之道的柄谷行人，正是台湾学运背后的思想推手。这就更有深意了。

看起来，相对于“民主宪政”，“国际的地缘政治”和柄谷行人的政治理论这两套东西，在解读“太阳花学运”的基本性质方面，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不管陈为廷、林飞帆本人到底理解到了什么程度，五十万人上街的现实，已明白地昭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

柄谷行人的马克思主义

柄谷行人是一位革命思想家，一位文学史家，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与大多数信奉国家主导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柄谷吸收的是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认清国家的性质，由于“国家-资本-国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发生紧密结合，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因下层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而瓦解的预言不会发生。据此，柄谷积极提倡新结社运动，他认为这是可以在内部破坏资本主义的有效方式。通过“创造出一种不需要依赖国家或资本的体系”，以避免社会革命“又演变成依赖国家而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

对台湾来说，当今的中国大陆既代表了大资本主义，又代表了大国家主义，恰恰就是一个“国家-资本-国族”的紧密结合体，而当下的服贸协议，正是一个将台湾进一步并入这个结合体的强大工具，面对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的可怕威胁，台湾本能地想要做一番烈女抗嫁式的抗争。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显然不太适用，台湾也没有条件实行，于是柄谷行人的“小区域个体团结与对抗之道”，正好填补了这个需要。

烈女手中没有砍刀，也奈何不得夫婿和婆家，只有小小的头簪可以胡乱扎一扎身边伴婚的人，于是倒霉的“媒婆”马政府和“立法院”就成了牺牲品。

以自由民主之名，行削弱政府权力之实，行抗拒“国家-资本-国族”政治经济体系之实，行新型社会革命之实，这就是柄谷行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视角下的“太阳花学运”。

下面再换到“国际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

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律”

年纪轻轻的学生们当真地谈论国际地缘政治，似乎暗示他们也会接受这样一种晦暗的世界观：不相信任何辞藻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坚信国际社会永远是铁血江湖，各路英雄都受赤裸裸的权力动机驱动，所有利益算计和力量博弈之外的言行都是伪装。

在江湖世界里，没有理想主义童话，冷战后自由民主席卷全球，并非意识形态自身的力量使然，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正好满足了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需要。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也好，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也好，虽然仍然披挂着理想主义的华彩，但与现实主义已然没有了距离，稍加改造就成了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棋局。

给一国的民众以自由，在一国推行政治民主，这是理想主义的口号；从另一面看，扩大民众自由也就是解除政府管治，开放民主结果就是亲西方的政党上台，这就不再是理想主义口号而是现实主义的行动了；再进一步，政府权力萎缩、外部势力介入又等同于国家主权瓦解，自主地位丧失，这又演变成了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步骤了。从自由民主的口号到丧权灭国的步骤，平滑得如同天鹅绒，没有任何隔阻。

理想主义如此绝妙地成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工具，意识形态口号如此完美地掩盖了地缘政治战略，“软战争”如此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了“硬战略”当中，可以说，这是“后帝国主义”时代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现象。

于是，一种可以称为“自由民主律”的地缘政治规律出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实行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就一定具有了国际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其结果就是政府管治能力放松、国家的权力收缩、亲西方的势力膨胀，如果原本就存在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那么注定就是危机深化、矛盾激化、纠纷恶化，结果就是整个国家或地区加速衰落、四分五裂，最终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在国际地缘政治家的地图上，所有新生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可以贴上带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标示，曰“权力真空区”，曰“族群撕裂区”，曰“社会失序区”，曰“随时可以占据、收归、并入之区”或“随时可以割让、抛弃、牺牲之区”。

乌克兰危机是什么？就是国际地缘政治“自由民主律”的一个经典实例。在这个原本就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国家，“自由民主律”一旦起作用，从一个强权国家到一个“权力真空区”这条路基本上就畅通了。正好站在了国际地缘政治棋局楚河汉界的位置上，正好又赶上普京这个埋首紧盯地缘政治棋局的“新沙皇”，那么，任由他人割取或牺牲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

回头再看台湾“太阳花学运”是什么。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新型社会革命这个方向，即通过自由民主来瓦解政府、抗拒“国家-资本-国族”政治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国际地缘政治这个方向，有意无意地也在期待着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律”在台湾起作用，也就是通过进一步令政府失能、权力瓦解，让台湾加速成为“权力真空区”、“族群撕裂区”、“社会失序区”，尽快成为“随时可以占据、收归、并入之区”或“随时可以割让、抛弃、牺牲之区”……

在这两个方向上，自由民主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甚至反中和台独也都是手段，不是目的。运动领袖陈林二人都公开主张台湾独立，但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调动和整合的思想资源，却远远大于狭隘的台独理念。鉴于这一运动最根本的反体系、反资本性质，“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确切的定义。

顺便再澄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只要没有被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蛊惑，这一点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中国大陆所坚持的是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柄谷行人等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就成了对立面，于是反中就带有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性质。

如此来看，“太阳花学运”是有思想基础的，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还会不断地掀起，人们需要认真看待这一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