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关于博鳌论坛“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嘉宾发言的报道。总的感觉是，如果大家总是被初等问题和幼稚见解拖着走的话，实在是浪费时间。

办这个论坛要花不少钱，嘉宾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与会也要花不少时间，结果来到会场后，还是不得不和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们在教科书水平上讨论关于市场中国企的功能和政府的作用，成本也太高了。

归纳一下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教科书要点：

第一句话——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政府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市场自由越来越大的结果。

第二句话——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成功，就要继续自由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部门；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国企就是市场的对立面，就是垄断、特权和腐败的代名词。

第三句话——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就不能叫做经济学家。

至少有二十年了吧，此派人物的这套“三句经”从来不变，永远不变。

他们刚从海外留学回来时这么讲，目睹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后也还这么讲，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仍然这么讲。就好像对于自由市场造成的祸害什么也没看见，连危机后涌现出的最新经济学观点也都充耳不闻。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某位当代学者宣称，我是一个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坚持用亚氏的形而上学哲学看待世界，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由土水火气四大元素组成，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和我无关；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坚持形而上学，它就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国家，而一个学者不坚持形而上学，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假如博鳌论坛上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大家会作何反应呢？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件古希腊人那种大长袍给他披上，然后买一张前往雅典的单程船票，送他踏上朝圣之旅。

其实，我们这些可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与这位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又有什么两样呢？

但凡有些基本判断力的学者都会明白，自从保罗•萨缪尔森成功将经济学科学化、物理学化、数学化之后，这个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已彻底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了。无论它这个理论楼阁多么精美，多么接近物理学的形式，多么符合数学家的口味，都不能因此而证明它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最终把握，更不能以此作为实际经济活动的指导。

这套理论可以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可以让无数天才的头脑沉溺其中流连忘返，也可以自说自话地推举出一个又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仍然不是关于真实经济活动的成功理论，而是一个伪理论。

那些只懂得从这套伪理论出发看待所有问题、解释所有问题的经济学家，凡事都要讲“囚徒困境”、“理性选择”、“多方博弈”的经济学家，无论理论功底多么深，数学水平多么高，也仍然毫无价值，是学术上的原教旨主义者。

其原教旨程度最极端的表现，恐怕就集中在中国这些经济学家们身上了。二十多年一字不变地重复同一套昏话，真和祥林嫂阿姨有一比！

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伪理论性质，在过去只有卡尔•波兰尼、罗素、爱因斯坦等少数大师从理论上指出过，但他们那一条透亮的溪流，很快就被萨缪尔森等人掀起的倒灌狂潮淹没了。萨式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全球被翻译成41种语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总计销售出400多万册，被称为“世界通用的经济学语言”。在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高压之下，谁还会记得波兰尼他们都说了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萨缪尔森的学生和犹太同乡，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成为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甚至原教旨主义者，但面对赤裸裸的现实，他最终走出了伪经济学的陷阱。

2001年再版的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有他写的一篇序言，他说：“然而，今日学术界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这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以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

显然，中国的伪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们，还远远没有入围他所说的“学术界”和“吾人”，因为他们决不能承认政府干预可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一旦承认，他们的江湖地位、既得利益甚至那个不便明说的“政治前途”，就都没了。

斯氏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诚然，其中有些学者虚伪且易辨识，就像那些依照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需要，而自诩为真正的经济科学者及优良政策者的那些人。”

他还说，“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波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改革应如何达成巨变的政策，却对此视若无睹。如前所述，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这些祥林嫂们也不能算是“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中人，他们怎么能承认“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呢？这不是等于说“阿毛”从没被狼叼走吗？

“假若波兰尼今天撰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譬如，在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东亚地区，政府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明确或隐微地表明保存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不止保护社会与个人资本，同时更加以提升。在此区域，不但可见快速经济成长，也同时可见贫穷明显减少。假若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绝对优于自律性市场。”斯氏就像是在对中国经济学界说的。

这样来看，中国伪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们至少落后斯蒂格利茨10年，至少落后波兰尼70年，这样一些腐烂的思想，除了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或者把中国推向历史歧途的斜力，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