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可以从正面强调下面几点：

1）中国已经是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最大投资国。2014年并网风电装机达到9581万千瓦（是2005年的90倍），光伏装机达到2805万千瓦（是2005年的400倍）。中国还将继续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和利用。到2020年，风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右。

2）目前中国煤电厂的年运行时间在4000小时左右，相对我国一贯的5000-5500小时的运行时间，算是低的，但相比欧洲、美国的电厂还算高的（他们通常是3000小时左右），所以相比较而言产能并不十分过剩；可再生电力继续发展需要大规模的煤电容量支撑）由于可再生电力本身的弱点），以实现深度调峰、绿色调峰。

3）中国2014年到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明显。火电发电总量有所下降。加上效率提高，即使火电的煤炭消费总量也有所下降。所以火电发电能力的增加，现在还没有造成碳排放的上升。

3. 长期目标问题。

谈判中可能谈到两个年份的长期目标，2100年与2050年。今年G7的声明中已经提出2100年全球经济去碳化，对此中国可以不必争议（上文中提到的印度和西方国家在G20中的争议这是焦点问题之一）。不必说中国储藏量较少的天然气和石油，连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按照乐观估计中国自有储量到本世纪末也将消耗殆尽，去碳化是资源限制的必需。中国只需要强调在全球去碳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比如类似蒙特利尔议定书那样规定发达国家应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若干年（最好要有相关研究支撑提出一个量化的范围）首先实现去碳化。对2050年的全球目标，欧盟在哥本哈根谈判时全球较1990年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95%。当时中国提出反对，因为按照发达国家减排80%计算，到2050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依然高于发展中国家，显然非常不公平。但当时中国对反对原因的表达不够简单明晰，在西方舆论的误导宣传下中国因为反对该全球目标成为哥本哈根谈判崩盘的众矢之的。对此，中国应该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对2050年全球减排50%的目标不宜直接反对，而可以公平原则算出全球减排50%意味着发达国家应该减排多少，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提出这也应该是2050年全球目标的一部分。

对公平原则的量化，建议借鉴下面提到的公民社会评估的方法学。在2015年10月的波恩气候谈判期间，多个环保、发展、宗教、社会运动以及工会组织联合发布公民社会评估（Civil Society Review, www.civilsocietyreview.org）。该评估以温室气体发展权（Greenhouse gas development rights, http://gdrights.org/）为评估的基本框架，以累积排放量化历史责任，以人均GDP量化国家能力，各自50%权重相加后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ponsibility,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简称CBDR-RC，是气候公约的最重要原则之一）的量化。该评估总体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在其INDC所承诺的与其CBDR-RC相当，而发达国家所承诺的严重不足。对公平原则的量化，国内社科院潘家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生等专家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其方法学和温室气体发展权基本上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但借用环保NGO第三方评估的方法学，可以显得更加公平持中。

4. 峰值年限问题。

中国已经提出2030年左右达峰。鉴于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模型研究提出中国可以在2027年甚至2022年达峰，西方有可能在此问题上施压要求中国提早峰值年限。对此中国可回应在INDC中已经承诺尽早达峰；各种不同的研究对中国达峰时间估计不同，哪怕2030年比较容易做到，中国也不会松懈，在减排方面全力努力。如果对方过分紧逼，做为反制可以指出欧盟2020年减排20%的目标相当之低，目前已经达到，但欧盟仍然拒绝提升其目标。

上诉问题估计在谈判中不可避免，尤其是前面的两个问题，习近平主席被直接问到的可能性也不小。建议中方专家事先为国家领导准备简短有力的回答。除了考虑应对西方国家的问题和要求，中国也要考虑如何以攻为守，可以为巴黎会议带去哪些亮点并积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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