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一鸣】

最近的一周之内，特丽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个人承诺：下议院否决了议会对英国脱欧协议拥有最终发言权的提案，并且同时否决了上议院的脱欧法案修正案。

16日上午，女王从唐宁街递来的小红箱中取出了几张即将决定英国命运的A4纸，轻轻签上自己的名字。最终，英国正式启动脱离欧盟的程序，这个国家正在如愿重新回到18、19世纪的那种渴望已久的自由。

保持与欧陆关系的一种暧昧不明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历史习得的一项重要传统。这项传统深植于一种旧时代的帝国信仰，即英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应该展现出一种普世意义的全球关怀，而非仅仅维系于欧洲。帝国的野心与信心愈发丰满，这种刻意的疏远便会更加明显。

作为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国长时间以来对于任何具有束缚性触感的契约带有一种本能的提防。为了避免深陷欧陆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纷杂细碎的权势缠斗，英国总是在彻底孤立与离岸平衡之间小心摇摆，除了几次不得不参与的体系性大战，从未多踏出过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当丘吉尔以毕生名望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呼吁建立欧罗巴共和国时，他在力劝法德之间建立互信，凝聚各国向他设想的新欧洲迈进的同时，仍然极有保留地宣称，英国、英联邦不过是同美国、苏联一道，成为这项计划的“支持者和赞助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与欧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员”。

这项传统因以继续沿袭。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开创性地将国民对于英国与欧洲距离的争辩定量化，决意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在那段时间里，作为英国思辨精神的圣地，牛津大学充满了沸腾的年轻梦想，有关英国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辩论遍布街头巷尾。

在压倒性的男性荷尔蒙氛围里，一名来自圣休斯女院的姑娘被这种政治关怀深深感染，她是特丽莎·梅。比她低一年级的好朋友柯林森记得，在一次早饭时，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能够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特丽莎·梅的伟大抱负

特丽莎·梅出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个天主教社区牧师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下被塑造起来的。她曾经和传记作者讲起，记得自己从小就注视着那些祈求命途垂怜的人们从房门出出入入，面向她的父亲，倾诉着不同的故事。

到了晚上，一家人经常会和来访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着东西谈论时事，在特丽莎·梅看来，“那是一种滋生政治意识的自然环境，父亲不会谈及自身，重点永远是别人，我时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义情结被极大地唤醒”。

天主教信仰伴随着她整个一生，即便在最为忙碌的时候，她仍然会找时间参加教会活动，在她看来，政治存在一种先验性的神启，是与倾听、分忧、解难等高贵的品格永远伴随的，“政治是一种召唤、一个旅程，而非一项工作”。她曾多次表示，这种信仰深刻构成了自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将永远引导着她接触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国政坛大部分精英，特丽莎·梅的大学在牛津度过，她在当时唯一的女院圣休斯学院主修地理学。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特丽莎·梅曾经提及，与其他女孩子相比，她在应有的年龄下显得个子有些过高了，她对于这一点极为敏感，甚至有些自卑，所以总是习惯于弯着腰走路。她把所有的与周围环境的不适感转入学习，并逐渐获得一种与高个子较为相称的清高感。

这座校园是所有人政治意识和精英意识成熟的地方，是卡梅伦、约翰逊、戈夫之流的天堂。那些对于未来充满竞逐欲望的年轻心灵都会在这里参加牛津辩论社，醉心于文字间的高级修辞与复杂幽默，当对话有变得激动、无聊或者太专业的苗头时，人们纷纷祭出自己的幽默来打哈哈，肆意地嘲笑那些不明所以的中产蠢蛋，在他们看来，演讲术是最为高贵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