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投资扩张不投在生产领域，只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会怎么样？这不直接造成产能扩张，但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几年房地产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有很多地方有大量的空房卖不出去。再有一个现象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当然仍然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点我也同意。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很多地区投资搞的基础设施，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过剩的。比如说有些高速公路修了以后，长时间没什么车跑，实际上是大量的资源提前消费，而形成的设施没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也是资源的错误配置。此外还有很多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因此我想，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投资也会形成泡沫，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这样的无限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会带来高消耗、高污染和环境的破坏。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所谓“资本积累的黄金率”。说的就是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或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都会劣化资源配置，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福利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了结构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和政府行为有关的。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投资。经济增长、GDP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投资也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政府把投资本身当成了政绩，而不是把投资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看做政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但推高了投资率，也推高了储蓄率。因为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问题，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民生方面的支出不足，而用于投资的支出过多。这同时也制约了老百姓的消费。

我们现在的政府投资加上国有企业投资，至少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是起领导作用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政府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对总投资是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行为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也很难改变。而增长疲软，恰恰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收入分配状况抑制了内需

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显然和收入分配相关。首先就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另外居民收入在不同的居民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我们看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最近有一个变化趋势，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扩大的政府收入主要又没有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是大量用于投资和行政支出。除了财政预算，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也大量用于投资，此外还有大量的借债投资。政府的这种行为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总规模，抑制了居民消费。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收入差距长期以来在扩大。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只超过0.3，现在已经上升到接近0.5。这是官方数据，是依据居民住户调查来计算的，实际上这个住户调查还漏掉了很多高收入居民。所以实际的收入差距还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更严重。而高收入居民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储蓄率特别高，因此在收入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平均储蓄率就会居高不下。

如何改变结构失衡？

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最关键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我刚才讲到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和政府行为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要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改变这种结构状况。比如说储蓄率和资本投资率，从现在的投资率接近50%、储蓄率超过50%，分别下降十个百分点，降到40%或者更低一点，同时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各自提高10个百分点，使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6%提高到至少46%以上，或者接近50%，让总消费率恢复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么会怎么样？

我想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结构更加平衡，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局势会被遏制。因此，改变结构失衡的关健是政策调整和改革。

在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任务。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其中一条，全会提出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适当干预。同时其他一些方面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各种行政审批，政府对价格的干预，也需要减少。

针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现在知道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新老城市居民之间，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均等的。这种不均等的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也起了一个不良的作用。

我们在财税体制方面需要推进改革，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不够公开透明，存在公共资源的浪费和资金流失、贪污腐败现象等等，也存在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对资源的使用和支配。另外在城乡一体化方面需要推进，需要促进农村的发展。在户籍制度方面需要进行改革，要让长期在城市打工的那些农民工，能够有条件真正作为城市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正常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不推进这些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就难以改善，结构失衡、内需不足也难以纠正。

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都很准确到位，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改革措施具体落实、不走样子。这些恐怕就是影响我们未来结构合理调整和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