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有考试的地方就有作弊，即便是以公平公正著称的高考也不例外。从2000年湖南嘉禾爆发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群体舞弊案，到近几年的高科技作弊器材产业链，各种高考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去年六月，记者卧底调查了南方某省的高考替考组织，再次将高考舞弊推到大众眼前。同年十一月，“作弊入刑”被加入新的刑法修正案中，组织高考作弊者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因此今明两天的高考，作为新法实施以来首次全国性质的大考，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的高考。

且不说本次“史上最严”高考的最终成果如何，单说这种全国性质的考试作弊，在我国却是由来已久。自科举制度从隋代诞生后，平民终于有了一条不用流血就能通往上层阶级的道路，于是便有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进京赶考场景。这个千军万马过的是真正的独木桥。拿清代来说，三年一次的会试在乾隆五十四年只录取了96人，而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人。正所谓世界上本没有作弊，参加科举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作弊。总结起来，科举考试作弊的手法主要是四大类：请托、枪替、夹带和冒籍。

所谓“请托”即通过关系，打通关节，以谋求录取。这是最方便、也最容易成功的方法，一般来说是达官显贵子弟采用的手段，正所谓“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者以情托”。

“请托”之风盛行于唐代，彼时科举制度尚未完善，达官显贵往往凭借权势地位相托，主考官又迫于压力无法拒绝。玄宗时期，主考官达奚珣就忌惮国舅爷杨国忠的压力，录取其子为明经上第；高宗时期，主考官董思恭收受考生的贿赂后，泄露进士策问试题。

“请托”一定伴随着考官的徇私或者舞弊。事件败露后，考官如果上面没有人兜底，下场往往很惨。比如前文提到的董思恭，在事件败露后的三司会审（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联合审判）中初判堂前斩决，后董思恭参与揭发他人戴罪立功改判流放岭南。唐代对参与科举舞弊的考官惩罚较重，对参与舞弊的考生惩罚较轻，最多也仅仅是判三年刑。量刑小则意味着考生的作弊成本小，因此到了晚唐时候，面对“请托”日盛的科举考场，屡试不中的诗人杜荀鹤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友在朝中。”

“枪替”顾名思义就是找高手冒名顶替考试，顶替者又名“枪手”或“捉刀人”。此典源于魏武曹操见匈奴使，扮作床头捉刀人，被匈奴使称为真英雄。一般选择“枪替”的考生都是有一定家财、但家财和权势却够不上“请托”的人，自己文章水平不佳，便找文章高手来替考。

“枪替”分两种，一种是“就院假手”，另一种是“全身代名”。所谓“就院假手”就是被替考生和枪手同时入场，试卷上互写对方名字；“全身代名”是被替考生回家休息，枪手入场厮杀。如果“全身代名”者及第，后续一切活动都是让枪手去参加，一直到派官外放时，真身才过去。鉴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优秀的枪手势必会受到市场的追捧，比如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就是一名“神枪手”，经常一场替八人科考；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胡汉民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给人当枪手一年就赚了六千两银子。

胡汉民（资料图）

“夹带”就是将考试资料私藏衣物中带入考场，又称怀挟，是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舞弊手段，搜查挟带也是科举关防的主要任务。许多朝代科举规定，士人应举，除允许携带《韵略》之类的韵书进入考场外（那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考诗赋时，供统一韵律之用），其他书籍和与考试有关的文字，一律不准携带进入考场，否则就是怀挟，一旦被搜检到，就会被扶出场屋，遭到处分。

也许是因为信息不透明公开，缺乏一个科举作弊失败经验的交流论坛，尽管科举条制对怀挟的禁令甚严，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乐衷此道，他们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常见的手段进行怀挟：藏在衣服内，塞在鞋帽里，更有甚者则藏于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