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执拗使香港在创新科技上投入不足浪费机遇

除了成本、市场、海外竞争等原因外，香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做得不好，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香港政府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政府投入与政策调控，放任了本地创新科技产业的衰败。

香港的行政官员历来奉行港英政府遗留所谓“小政府”、“积极不干预”之类的教条，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有一定抵触情绪。再加上香港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使得香港公务员往往未推动一项政策前就先自我审查，怀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

其结果就是近十年来香港在研究及发展支出（R&D）这一核心指标上的表现完全不合格，科研投入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0.7%左右。同期的新加坡、中国内地为2%，日本与美国在3%左右，韩国则高达4%。在这0.7%中，政府投入又仅占全港研发总投入的4%左右！香港的公务员应该扪心自问，在创新科技之类讲究先发优势的产业上是否仍适宜等待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

历任特首并非不知道香港创新科技产业落后是一个严峻问题，但却一再错过了发展机遇。1997年董建华刚上台时就提出香港经济向创新科技转型口号，建立了创新及科技基金、数码港、科技园等，但恰逢2000年以后接连发生互联网泡沫、SARS等事件，香港创新科技和整体经济都遭受重创一片凋敝，其政策效果不彰。

董建华资料图（图/东方IC）

曾荫权上台后主推“六大产业”，但心思主要放在医疗、教育领域，力图使这些公共产品属性高于商品属性的领域产业化，错过了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窗口期。

曾荫权资料图（图/东方IC）

及至梁振英时终于在政策方向上判断正确，抓住加强政府投入这一重点，未上任时就提出要搞创新及科技局以加强行政力量。然而，此后香港却陷入政治撕裂的漩涡之中，反国教运动、占中事件等政治事件此起彼伏，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逢梁必反，政治执拗导致2012年至2014年间创新及科技局议案被反复“拉布”流会，使政府根本无法加大创新科技领域的政府投入，等2015年创科局建立起来时，香港又错过了与内地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好机遇。

梁振英资料图（图/东方IC）

好在目前林郑月娥已经认识到创新科技的重要性。其上台后在原有创新及科技局的基础上，亲自组建创新科技督导委员会，还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研究与开发的政府投入、减免科创企业税率等。内地科技企业如支付宝、微信等也借着这股东风，纷纷与香港本地资本家如李嘉诚等合作进军香港市场，并呈现出内地资本与香港本地资本共同发力的特征。政企同时发力加大投入，令香港的科创大环境在近期得到逐步改善。

林郑月娥资料图（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