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既没实行达尔所说的那种民主，也没有采取合作主义的体制。但即使不喜欢其政治体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治理水平相当高。这与它的规模较小是否有关呢？当然有关。治理的难易明显与政治实体的规模相关。

新加坡族群分布：74%的华人，13%为马来人和9%的印度人（2011年）。数据来源：《亚洲研究》杂志

人口越多，其内部越可能存在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经济等种种差异；领土越广阔，提供公共物品（如边远地区教育、医疗、交通等）的单位成本越高，协调各级政府行动的难度更大。大国政府花更多的钱，却可能依然必须时时面对“众口难调”、“群龙治水”的困局。

中国人口相当于欧盟28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的总和。如果说治理欧盟各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中的任何一个都充满挑战的话，那么治理中国的难度恐怕是治理这31个国家的总和，岂是治理一个小小新加坡所能比拟的？难怪一位美国法学教授第一次到中国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么大的国家，如此广阔的疆域、如此多样的人口！真想不出治理它该有多难。”¹⁷

不过，说规模小比较容易治理，这并不意味着规模小的国家都治理得很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本书风靡全球，题为《小的是美好的》¹⁸。 但在现实中，小的却不一定是美好的。

美国有个机构每年公布“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指数，2016年最脆弱的五十个国家中，有十个规模比新加坡还小；而新加坡则属于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排名在美国、法国、日本之前。¹⁹ 这说明，新加坡做得好不仅仅是因为它小，它还一定是做对了某些事。

那么，新加坡到底做对了什么事呢？我们这本书提供的解释是，新加坡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成就斐然，实现了“小国大治”。所谓国家基本制度，是指为了实现“良治”，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建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现代国家的“地基”。

通过对各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比较与梳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地基”由八大板块构成，即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强制机制；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汲取机制；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濡化机制；在数据与人、财、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认证机制；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监管机制；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统领机制；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再分配机制；将民众参与纳入制度化管道并协调不同利益的吸纳整合机制。

新加坡人宗教信仰情况：42.5%为佛教徒，14.9%为穆斯林，14.6%为基督徒（2011年）数据来源：《亚洲杂志》

我们和一些合作伙伴曾长期研究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出版过大量论文与专著。²⁰ 在研究中，我们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无论建立哪一种机制，强制、汲取、濡化、认证也好，监管、统领、再分配、吸纳整合也好，都十分艰难。²¹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新的挑战不断出现。这恐怕就是“大有大的难处”。

由于规模小得多，新加坡在八大机制建设方面走在了中国与其它许多国家前面。这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借卡赞斯坦的话说，新加坡这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这就是我们为中国读者写这本书的初衷。

引言

在政治制度史上，城邦是个独特的存在。无论是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古代城邦²²，还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中古城邦，它们留存于世的器物、制度与理念往往是后人发掘的结果。活着的城邦屈指可数，新加坡或许是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一个。

这个蕞尔小邦，面积仅七百多平方公里，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却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地，北瞰马来两大半岛，南瞻印尼两大半岛。这无与伦比的战略位置，使之成为魏源所说的“英伦蛮族”崛起后遍布世界的一个据点²³，成为英帝国的“东方直布罗陀”、与中华帝国贸易的中转站、“世界贸易的第二门户”及其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与商业中枢。这块殖民地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英帝国向远东扩张的节点，其自身的发展并不受重视。

在漫长的十九世纪，英国把印度、澳大利亚、马来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罪犯流放至此，使之成为挤满“全东南亚人渣”的“公共下水道”，²⁴ 持枪匪徒和街头黑帮横行无忌，就像一个“东方芝加哥”，一个如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罪恶之城”。新加坡变成当今充满活力的自由港和世人瞩目的现代城邦，是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历史进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