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多“硬”少

作为学者，达武特奥卢在从政之前就一直致力于重新恢复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进而重新确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那么恢复的手段就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达武特奥卢认为，应当以“软实力”而不是强硬手段恢复土耳其的影响力，包括与周边邻国的“零问题”外交，推广中东地区的自由民主化、促使伊斯兰民主的不断发展，以土耳其的“土耳其模式”和“伊斯兰道德观”来影响中东世界，提升土耳其的政治影响力。

纵观达武特奥卢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恢复土耳其的影响力上，主要背景是土耳其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自身提升的国力，而限于实力相较于西方仍然有限，而且历史上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存在着的广泛联系，因此可以利用软实力来维系与其他国家关系。因此在2002年埃尔多安担任总理之后，便任命了达武特奥卢担其任外事顾问职务。

外事顾问当然只是达武特奥卢的进入政坛的第一步，其与埃尔多安的亲密关系，也使得达武特奥卢官运随着埃尔多安影响力的上升而恒通。在担任顾问期间，达武特奥卢就在多个场合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达武特奥卢力主对伊拉克局势变化采取“观望”态度，并且反对美国入侵；而萨达姆政府倒台后，达武特奥卢更是要求美国部队不要进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区，同时他也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者在这一区域占据主导力量。

在2009年担任外长职务后，土耳其外交的变化更加明显，比如在当年土耳其就和亚美尼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妥善处理了与希腊之间的塞浦路斯争议，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也逐渐承认了库尔德自治区的合法性。此外土耳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而且不再追随西方在制裁伊朗、制裁哈马斯组织、武装介入利比亚等等。这一时期的措施，为土耳其赢得了中东地区良好的形象，在笔者2012年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会的阿拉伯学者纷纷对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模式”赞赏有加，认为土耳其应当成为广大中东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楷模与典范。

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安卡拉，正发党支持者在正发党总部门前庆祝胜利。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席、临时政府总理达武特奥卢当晚宣布，正发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胜利

当土耳其高举“穆斯林一家”这样的大旗之后，也就将其拴在了一个带有“领袖标志”的标签之上。不过土耳其外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单单依靠“软实力”影响，缺乏具体的“硬实力”作支撑，过高的幻想道义力量，最终将会促使土耳其面临巨大的外交尴尬和危机。

2011年中东动荡几起几落，土耳其领导层所秉持的“穆斯林主义”代替“民族主义”的思想，就必然将土耳其推入动荡的境地。2013年埃及穆兄会穆尔西政府倒台之后，土耳其长期为埃及穆兄会提供资助和避难所，甚至在2014年穆兄会另一个支持者——卡塔尔——宣布驱逐穆兄会之后，土耳其成为了唯一一个公开庇护埃及穆兄会的国家。这使得土耳其和埃及之间关系僵冷，两国外交关系长期无法实现突破。

在巴以问题上，尽管加沙哈马斯面临的封锁早在中东动荡之前就已开始，但是土耳其对于加沙哈马斯的帮助和支持，却严重的损害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前的关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最终导致了“加沙救援船”事件的发生，也最终导致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破裂，也促使以色列和希腊这一对传统上关系冷淡的国家开始趋近。不过土耳其却缺乏制衡措施，比如在随后的塞浦路斯天然气开发过程中，土耳其为了维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利益，企图出兵干涉，却遭到了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三国的联合制衡，大败而归，不得不在不久前做出让步，主动修好与以色列关系。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更是吞下苦果。土耳其以“民主”“人权”这样的标签力图占据道义高度，但是在战争持续不决之后，土耳其又无法且无力有效地针对变动的局势做出反应，最终值得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叙利亚内战极端势力外溢带来的安全危机，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扩张带来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再次爆发这样的问题。

土耳其周边问题纷繁复杂，也使得国内对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批评颇多。一些土耳其学者曾对笔者表示，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方面“独断专横”，根本不听有关问题专家的意见，在具体问题上，其秉持的“穆斯林一家”的身份认同大于土耳其国家利益，因此对于“正义与发展党”十分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土耳其大选规则却又决定了土耳其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继续留在台上，执掌土耳其未来命运。

土耳其的政治动荡，表明了在当前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国内局势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主动做出的挑战。而土耳其政坛，也随着如此剧烈而突然的变动，必然进一步陷入纷繁复杂的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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