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经济雄心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制裁对伊朗的“松绑”有利于中国在伊朗实施“一带一路”对接，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从“地缘战略高度”将伊朗作为中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支点。在油气能源合作方面，伊朗也试图进行新的对接。为了提高油气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伊朗政府表示正在为打算重新进入伊朗市场的外资油气公司准备一种新的合同模式。老的“回购模式”只允许外资公司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名义代为开发和建设，在开发完成后NIOC以油气收入作为报酬。新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允许外资油气公司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直接分享油气收入，而不仅是通过开发建设油田间接获利。在一些细节上，新合同模式也更周到、灵活。例如，将合同执行的周期从过去的7年到8年增加到15年到20年，确保外资有足够的时间收回成本；对一些风险高（例如深海开发）的项目，外资可以分享更高的石油提成；在开发成本计算上，合资公司可以成立工作组每年一审，避免超支。

但是不应忘记，尽管伊朗对于中国确实有着一定的需求，中国和伊朗合作也确实有着较大的潜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伊朗会单单选择中国。根据笔者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对于中国普遍有着一定的亲和感，但是这种亲和感更多的源于一种“不了解”。在实际合作层面，包括学术、经贸和科技合作方面，中东各国的内心选择倾向往往差不多：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为先。

解除制裁之后，伊朗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自从伊朗总统鲁哈尼2014年上任之后，伊朗在同国际社会商讨解除制裁的同时，已经在着手力求拉近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希望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早在2008年雪弗龙已经跟美国国会打招呼要开始跟伊朗谈油气合作的事宜，虽然迟迟不见行动，但早已经在接触。2014年以来，伊朗石油部官员积极会见国际石油公司代表，国际商业代表团也频频访问伊朗，希望获得伊朗油气行业投资机会。伊朗已经与道达尔、鲁克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进行了谈判。13家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外国公司、4家国内公司有意愿投资伊朗价值150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包括修建天然气管线、建设炼厂、建设天然气增压站等。

对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各国而言，美国和西方的技术好、管理好，中国制造的价格便宜，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伊朗来说，性价比较高。也就是说，中东国家往往倾向于将一些下游产业“脏、苦、累”的基建和勘探工程承包给中国，而将一些上游的比如管理、金融、服务、研发等行业留给西方进行合作。对于一些心怀雄心的中国人来说，和中东民众以及学者探讨相关话题，理想往往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

伊朗国内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表态，要求伊朗能源合作更加的“国际化”。伊朗国家石化公司经理阿巴斯近日在接受伊朗国内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认识到，现在伊朗已经不同于制裁解除之前的伊朗，我们的选择更多”。阿巴斯抱怨中国的石油公司“效率低”，而且“价格昂贵”，信心满满地认为将会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的石油企业和伊朗合作。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子的自豪，让我们觉得有点不舒服。与之相对应的是，是近期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欧洲之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曾是伊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个则是客机制造商空中客车的所在地，鲁哈尼此行，将带回在国际制裁解除后伊朗急需的贸易、飞机和汽车合同大单。鲁哈尼随行的是一个多大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以至于西方媒体称鲁哈尼此行为“购物狂欢”。鲁哈尼自己在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多场商贸推介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要仅仅把我们当做一个国家来看，而应把我们当成一个大市场的中心。”

作为中东重要的地区大国，国际制裁“松绑”后的伊朗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确实有着较高的契合程度，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在“后核协议”时代的伊朗投资中，尤其是能源投资中，既有着机遇，也有着挑战。尤其是当西方经济势力重新与伊朗对接之后，中国很可能在伊朗的能源和其他诸多领域面临巨大的冲击。中国应当更多的以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认清中东，才更好的认清“一带一路”上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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