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流行席卷全球以来，多国经历了数周的“封锁”、死亡病例不断攀升、全球经济体大部分关停摆。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最佳方式或许是极端的不确定性。企业能复工吗？就业机会能回来吗？我们会再出去旅行吗？政府和央行的刺激政策是否能阻挡一场深刻而持久的衰退？情况会否更糟？至少有一点能确定：大流行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永久性转移，这种转移只有等到未来回看才会变得明显。日前，《外交政策》杂志采访了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9位学者，请他们预测疫后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走向。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外交政策》4月15日刊文《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经济会是怎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经济学家过去常常嘲笑呼吁各国采取粮食或能源安全政策的声音。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界无关紧要，如果我们本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总是可以求助于其他国家。如今，随着各国紧紧抓住口罩和医疗设备，并拼尽全力采购物资，边境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新冠病毒危机重重地敲响了警钟：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

为了建立我们看似有效的供应链，我们满世界地为供应链每一个环节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但我们之前目光太短浅，构建了一个显然缺乏弹性、不够多样化、易被扰乱的体系。零库存或低库存的准时制生产和配送，可能足以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体系被一场意外的骚乱击垮了。

我们原本应该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学习“抗压能力”这门课。我们创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看似效率很高，或许善于消化小的冲击，但就系统来说它是脆弱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这个体系就会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崩溃。显然，这门课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

这次大流行之后，我们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必须少一些短视，多一些弹性，对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更加敏感。只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各国就必须努力在利用全球化和必要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罗伯特•席勒：战时气氛为变化打开了一扇窗

这种同时讲述苦难和英雄主义的氛围正在随着疾病蔓延。战时状态不仅让一个国家内部团结，而且让不同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像病毒这样的共同的敌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会对贫穷国家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因为眼下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流行病也让人们在无数个Zoom软件聊天室里相聚。突然之间，世界似乎变小了，也更亲密了。

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这场大流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创造新的方式和机制来应对苦难，包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不平等加剧的趋势。许多政府向个人发放的紧急救助金或许是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条途径。在美国，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刚刚被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站在同一战线，因而现在可能会找到动机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从而在各国之间更好地实现风险共担。战时氛围会再次消退，但这些新的制度将会留存。

吉塔•戈皮纳特：真正的风险在于政客们利用我们的恐惧

短短几周内，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悲剧性的死亡、全球供应链的瘫痪、盟国之间医疗物资运输被扰乱，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萎缩——暴露了开放边境的脆弱性。

如果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的支持已经在下降，那么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速人们对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企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最先目睹了供应链关联度的内生风险及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未来，这些公司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尾部风险，使供应链更为本地化、更具活力，但全球化程度更低。

新兴市场逐渐融入全球化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稳步开放。随着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保护本国不受经济突然停摆带来的破坏，我们有可能看到重新实施资本管制。

即使全球范围内的隔离措施逐步解除，人们也可能会对个人风险进行评估并决定无限期减少旅行，这样一来将扭转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流动性不断上升的趋势。

然而，真正的风险在于这种由个人和企业自发的、以自我利益为目的的去全球化转变，将会因为一些政策制定者利用对开放边境的恐惧而愈演愈烈。他们会借自给自足的幌子来施行保护主义的贸易限制，同时以公共卫生为借口限制人员流动。现在应该由全球领导人来避免这一结果，并维持50多年来支撑我们的国际团结精神。

卡门•莱因哈特：全球化的又一致命一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前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终结。除了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死灰复燃之外，导致这一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超过40%的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结果许多国家直到50年代或更晚才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二战结束时，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国内金融抑制与资本流动的广泛控制结合起来，与上一个全球贸易和金融时代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自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现代全球化周期遭遇了一系列打击：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战。许多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使天平向本土倾斜。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个席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它们的衰退可能是深刻而漫长的。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主权债务违约可能会激增。呼吁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声音在经济困难时期找到了沃土。

即便等到大流行得到控制（这本身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性的疑虑，以及国家层面对必需品自给自足和抗压能力的担忧，都很可能持续下去。后疫情时代的金融架构或许不会把我们带回到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但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伤害可能是巨大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