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事件暴露了中国环保法律的漏洞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并强化了其环境管制规范，通过了对1989年《环保法》的2014年修正案，该修正案强化了对污染排放者的惩处力度，强调了公众对其生存环境的知情权，甚至还建立了一套快速激发民众关注兴趣的宣传机制。然而，和20世纪70年代爱河事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相类似，常州事件也暴露了中国环保法律网络里仍然存在的漏洞：缺乏明确有毒物质堆放区及其他污染区域清理责任的法律条款，也缺乏一套满足公众关于有毒化学物质排放转移状况知情权的统一规定。

政府最近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中国最终决定将对空气和水污染的关注转移到更为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上。环境保护部（MEP）2012年的一项通知就对污染土地的治理和开发给出了指导方针，更重要的是，一条关于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草案已经通过审核，并将进入2017年的立法议程。据报道，土壤法草案将允许政府决定由谁来承担污染清理费用，并将建立用来资助污染治理行为的新机制。总之，这项涉及十大要点的土壤防治计划已经被拟定。此外，2015年7月，北京就宣布会在接下来三年内花费约4.5亿美元来帮助中国30座城市处理严重的金属污染问题。

中国在土壤治理方面的努力，不由让人联想到美国的“超级基金”方案，中国同样应当考虑到如何处理法律缺陷的问题。超级基金方案的批评者指出，很多案例中，关于怎样的治理结果才能算作有效的规定模糊不清，同时，法律也没有明确关于污染区域治理后有害废料的转移地点的问责机制。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当美国政府对污染物排放者的税收终止后，如何追查污染治理基金的来源？

一些中国专家，如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盛达，就曾公开呼吁要通过立法确立追责机制来处理中国的环境问题。其他一些中国专家则建议要探索污染治理的新模式，如展开公私合作的模式等，尽管这些模式可能会弱化未来通过追责机制的威慑达到预防污染目的的效果。

常州事件还重新让中国的注意力聚焦在一类土壤污染问题上，这类污染很久以来一直未受到公众注意——城市前工业用地的污染问题，例如那些曾用来生产重金属和石油化学产品，而现在已转作住宅和商业用途的土地。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高盛达发现，跟乡村农田的土壤污染案例相比，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城市土壤污染案例造成的公众健康问题得到过确诊。这样看来，根据美国爱河事件的经验，常州事件可能会成为中国城市土壤污染这一普遍性问题的揭发者。比如说，在爱河事件引起公众注意一年之后，全美发现了超过300起地下水污染事件，美国环境保护局还调查到，在一口地下水井周围的一英里内，竟有2600处未标明的液体废料储存区。

同时，自从《环境信息披露办法》于2008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一项2014年开始实施的补充性规定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厂家需通过当地环保局建立的网络平台，公开废水废气排放的实时自动监测数据。作为世界上超过20种化学物质最主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中国如今已成为化学产业的“地震中心”。如果中国能延续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或是欧洲”污染释放和转移登记表”（PRTR）的思路，建立一套公开有毒物质排放转移情况的统一制度，这将不仅会遏制厂家的废料排放行为，同时还能为保护公众健康提供重要的保障。

和美国相比，中国还能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来发展环境保护的政策。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新科技的应用，将为公众监督排污者提供便利，并简化公众获得环保信息的途径。信息技术还提高了污染排放者受到公众监督的风险：常州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被披露之后的一天之内，社交网络上“常州污染学校”的话题就得到了3000万的阅读量。

中国从爱河事件中能够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法律必须严格到让排污者不敢冒任何风险。在4月20号的一次讲话中，中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对常州事件作出了回应，他说，“我们需要加强预防措施。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这次事件，事件爆发后再处理的代价太高昂了。对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消除其发生的可能性”。强有力的政策必须到位，变革必须从基层开始，从源头处就消灭污染问题。

本文作者凯特·洛根（Kate Logan）是公共环境研究中心（IPE）绿色选择计划的经理，这是一个在北京注册的非盈利环境组织，旨在推动政府环境治理机制中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环境质量。在加入IPE之前，她曾在北京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的环境法律与治理项目中担任过研究员。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4月26日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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